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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岡山等農村根據地建立、發展的同時，黨領導的上百次以奪取城市爲目標的武裝起義相繼失敗，黨在城市的工作始終處於困難境地。但是，這一時期，黨領導的以土地革命爲中心內容的農村游擊戰爭卻已廣泛發展起來。到1930年上半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十幾個軍，約7萬人，在十幾個省的100多個縣境內建立了十幾個革命根據地。從1929年到1930年，處在農村武裝鬥爭第一線的毛澤東，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總結各根據地的鬥爭經驗，提出了中國革命要以農村爲中心的思想。
然而，當時黨內仍有相當一些人繼續堅持中國革命要以城市武裝起義爲中心的觀點，即“城市中心論”。他們照搬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經驗，認爲不應當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不願意在革命高潮到來之前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遊擊方式去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羣衆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性武裝起義，一舉奪取全國政權。
針對黨內存在的這些問題，1930年1月，毛澤東在給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信，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總結了各地紅軍、紅色政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的經驗，系統闡述了中國革命只能走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的思想。他明確指出：中國的紅色政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各種矛盾尖銳化的產物。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革命力量在城市被強大的敵人擊敗，短期內無法在城市取得勝利的條件下，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是：將黨的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推翻當地的白色政權，建立紅色政權，把落後的農村變爲先進的革命根據地；依託這樣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去反對依靠城市進攻農村的兇惡的敵人，並進而以農村包圍城市，以便在長期戰鬥中逐步鍛鍊、積累、發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敵人的力量；直到敵大我小、敵強我弱變成我大敵小、我強敵弱時，再攻佔中心城市，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瓦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爲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些論述，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的問題。
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創建湘贛革命根據地(即井岡山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同時或稍後，各地黨組織也把在武裝起義和農村游擊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革命武裝逐步發展成爲紅軍第二方面軍、第四方面軍及其他許多紅軍部隊，先後建立了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左右江、川陝、陝甘、瓊崖、海陸豐、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當時在黨中央主持軍事工作和組織工作的周恩來等同志，也克服了敵人封鎖等重重困難，把各地紅軍的經驗，特別是把毛澤東、朱德等創建湘贛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經驗，通報給各地黨組織，對許多地方的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起到了指導和啓發作用。
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澤東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用和發展，它反映了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及由此決定的中國革命發展的特殊規律，指明瞭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中國革命正是循着這樣一條正確道路走向勝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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