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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電視紀錄片曾經對中國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但隨着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與發展，包括電視在內的大衆媒介越來越走向娛樂化和感性化。但最近，中央電視臺二套播出的12集具有鮮明政論色彩的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卻不期然地成爲了海內外關注的熱點。用網絡搜索工具可以查看到近70萬條相關的報道和信息。不少人在評論議論電視片的同時，還對中央電視臺這樣的大衆媒體能夠在當今電視的娛樂風潮中，在收視率壓力下，製作和播出這種“嚴肅”探究世界歷史進程和大國崛起規律的“嚴肅”節目，表現出由衷的敬意甚至興奮。
電視作爲一種大衆媒介，如果沒有大衆作爲傳播對象，顯然談不上是大衆媒介；而如果僅僅以大衆數量多少作爲傳播目標，那也不是真正的大衆的媒介。大衆是相對的，大衆的需求也是相對的。數量更多的大衆不能替代數量更少的大衆的需要，大衆的感性需求也不能替代大衆的理性需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當今感性膨脹、娛樂風行的媒介環境中，《大國崛起》體現了一種特殊的媒介理性價值，它將歷史考察與現實關懷相結合，學術思考與電視呈現相結合，全球意識與本土立場相結合，“用鏡頭觸摸歷史，用歷史感悟未來”，爲觀衆提供了一個在500年曆史跨度中反思人類現代化進程，反思國家興衰規律，反思今天的世界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一個機會。
事實上，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反映的《大國崛起》，其“大衆”效果本身說明大衆並非不需要媒介的理性力量，而往往可能是媒介沒有能夠真正產生這種理性的力量。其實，正如人類生活需要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一樣，媒介也需要感性與理性的平衡。儘管與那些熱鬧的娛樂文化相比，《大國崛起》在絕對收視率上顯然還有差距，但是，它所喚起的人們對歷史、對國家、對民族前途和命運的熱情關懷，它所帶來的那種將我們從庸庸碌碌的感性生活中掙脫出來的理性的尊嚴和活躍，卻用一種媒介傳播的“質量”昇華了媒介傳播的“數量”，用一種媒介傳達的“深度”置換了媒介傳達的“廣度”，從而體現了媒介的理性影響力。
對《大國崛起》本身的評價，可能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大國崛起》熱”，卻爲媒介和媒介人提供了有益的啓示。並非只有那些呼天搶地的煽情故事，刀光劍影的歷史傳奇，紙醉金迷的造星運動，歌舞昇平的豪華儀式，才能夠得到大衆的喜歡。從2004年的《故宮》到今年的《圓明園》、《大國崛起》，無一不是公衆關注的帶有鮮明理性反思性的歷史文獻紀錄片，我們的觀衆並沒有因爲娛樂感性的泛濫而失去對理性思考的興趣。媒介不能低估觀衆，低估觀衆往往就是在低估媒介自身。這種低估帶來的可能將是一種民族理性的集體缺失。而對民族理性精神的弘揚，也應該是媒介責任的一種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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