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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論壇是應運而生
記者：今年是中國的非洲年。您認爲中國和非洲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何種戰略意義？
吳建民：我認爲意義重大。我想對雙方的意義都是很大的。首先，非洲已看到，冷戰結束後，在全球化過程中它被邊緣化了，我在外交學院接待過若干個非洲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他們對外交學院講話的一個主題，便是非洲被邊緣化了。全球化過程中，非洲9億人口被邊緣化不是好事，非洲要發展，就要發展同外部世界的合作。中國比較早認識到了這一點，而且跟非洲關係一向很好。當我們發現非洲被邊緣化的時候，我們大力發展同非洲的合作，我們的領導人也紛紛去訪問。隨着中國做出這樣的行動，包括美國、歐洲、俄羅斯等國領導人都去非洲訪問了。大家也認識到，非洲被邊緣化，對世界不利。所以我覺得，通過同中國的合作，不僅使中非關係得到發展，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促進非洲同世界其他大國之間關係的發展。
這樣是很重要的。以中國爲例，專家們研究，在46種支持性資源中，到2010年我國只有20種資源能夠自給，而到2020年就只有6種資源能自給。非洲應該說是資源最豐富的大陸，中非合作發展對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我想要特別強調一點，就是中國消耗資源增多，不僅是爲了中國，而且是爲了世界，因爲首先任何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它不僅僅只消耗本國資源，它也消耗世界的資源，歐洲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日本更是這樣。中國走的這條路，是世界上各個大國都走過的路。
第二，中國現在同外部世界合作的程度那麼高，即中國消耗的這些資源，不僅是爲了中國，也是爲了世界。按照吳儀副總理的說法，中國58.5%的出口是來自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本來是在美國、歐洲、日本的，現在到中國來了，它們的產品是銷往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價格應當說比較公道，質量比較好，全世界受益。1973年石油危機，導致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經濟衰退，而現在油價自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猛漲，可世界並未感到石油危機，爲什麼？我今年年初在世界經濟論壇同許多發達國家經濟人士交談的時候，他們認爲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70年代的時候，全世界的主要製造業在歐洲、美國和日本，他們不能承受油價大幅度上漲，導致危機爆發，而今天，製造業已到了亞洲，到了中國，中國在油價大幅度上漲的時候，勞動力價格沒有漲，中國使得出口商品並未跟着油價上漲，即中國對世界做出了貢獻。
記者：今年以來，中國大力發展與非洲的合作被西方媒體指爲“新殖民主義”，這顯然是毫無道理的揣度和誤解。那麼在您看來，如何使得這種誤解得到消除？
吳建民：我想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我們跟非洲國家都要更多地向世界介紹情況；第二，就是通過一定時間，讓大家看到中國與非洲的合作確實是互利的，追求的目標是共贏的，雙方都受益。
我在此想特別提到，在今年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當時美國人就問非洲人，中國投資到非洲去，是不是把你們一些中小企業給打垮了？中國商品涌入，是不是讓你們很多人失業了？莫桑比克總統回答得很好。他說，我們一些企業被打垮，不是因爲中國人來，過去就經常被西方來的商品打垮；其次，中國投資對我們很有好處，他說我們有些礦，過去都關閉了，由於中國的資源需求，現在這些礦又都恢復了，就業也增加了，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歡迎中國的投資。最後，美國議員自己也說，是啊，看來中國在非洲投資對非洲是有好處的。
記者：這次中非論壇是如何促成的？
吳建民：2000年10月，在北京舉行了中非首屆論壇，爲什麼要舉行中非論壇呢？因爲非洲跟其他洲都有這種論壇的形式，非洲人也跟我們提，說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正在崛起，是不是中國也應當跟非洲舉行這樣一個論壇，我們同意了。所以2000年10月在北京舉行了首屆論壇。商定每3年舉行一屆部長級會談。2003年12月，在亞德斯亞貝巴舉行第二屆中非部長級論壇，我們很重視，溫家寶總理去講話了。非洲人非常歡迎，他們覺得這個論壇從2000年成立以來機制很好，推動了中非合作往前發展，所以在2005年8月，大家爲中非論壇高峯會議做準備的時候，非洲人就提出來，說下一屆峯會能不能提升到首腦層面，就在北京舉行。中方也同意了。所以在今年2月，胡錦濤主席就給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元首寫信，邀請他們出席今年11月初的首腦峯會。當然得到他們的積極響應，我剛纔談到35位國家元首，6位政府首腦，再加上1位副總統，一共有42個非洲國家來了，這可以說是應運而生的。雙方都有需求，雙方都願意，所以搞得非常成功。
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離不開中日合作
記者：中日關係今年取得突破。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成功訪華，是否表明中日之間在靖國神社問題上達成某種妥協？
吳建民：對這個問題，雙方經過了磋商，達成了某種諒解。當時他們有一種說法，我們也諒解他們的處境。
記者：那您覺得這個事件的意義在哪裏？
吳建民：中日關係處在僵冷的局面不好，所以要往前走，打破僵局。過去的一頁翻過去了，我們開始了新的一頁。中日兩國是亞洲的大國，雙方在經濟上互補性極強，而且現在東亞正積極努力構建東亞共同體，這是一件大事情，東亞共同體的構建，它的動力是什麼？和平與繁榮。歐洲的經驗告訴我們，歐共體建立之後，再到後來的歐盟，歐洲不可能再發生戰爭了。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關起門來不可能繁榮，必須參與到全球化的經濟中，可是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需要某種地區的支撐。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由於國家間沒有聯合，被打得人仰馬翻，遭受了嚴重損失，據說有2萬億美元灰飛煙滅。所以，東亞國家大步走向合作，是在金融危機之後，但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離不開中日的合作。所以中日關係加強了，也是對東亞合作的一個大的促進。
記者：日本是不是也看到了這一點？
吳建民：我本人去年去了5次日本，跟日本各界都有過接觸。日本當然有人對中國崛起存有戒心，想遏制這種崛起，但在跟日本各界接觸了之後，感覺中日友好還是主流。周總理有兩句話總結中日關係：“2000年友好，50年對抗。”友好是主流的，而且這種友好對雙方帶來了好處。這是第一。第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中日關係大大往前發展了，發展的結果是中日雙方受益。雙方受益的結果是什麼？就是中日雙方贊成中日友好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對日本出現的逆流，我們也要認真對待，即要加強雙方之間的來往，特別像胡錦濤主席所講的，加強青年人的來往。因爲青年人對過去戰爭不瞭解，通過交往，日本人看到了中國的情況，中國也瞭解了日本，這樣的話，我想我們中央所提出來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理想是有可能實現的。
“威脅論”會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
記者：今年中美啓動了戰略經濟對話機制，這一機制啓動的背景是什麼？您如何評價這一機制的建立？
吳建民：是美方提出來的。保爾森就任美國財政部長之後，看到今後中美關係的發展，不僅僅對美國，對雙方都很重要，對世界也很重要。同時也看到，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也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比如指責人民幣匯率問題、所謂不公平貿易問題、知識產權問題等等，這些當然是一些問題，但是怎樣去妥善解決？所以從美國方面來講，爲了更好地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它倡議進行戰略經濟對話。
這個機制是布什總統會見胡錦濤主席的時候提出來的，胡主席覺得這個提議很好，所以雙方的戰略對話層次很高，都是作爲雙方元首的代表，具有很大的授權，而且背後有兩國元首支持，這樣的話我想是因爲：第一，中美關係正在迅速發展；第二，雙方都認識到，發展還有巨大潛力；第三，大家都認識到，中美關係平穩發展對雙方都越來越重要，所以要建立這樣的機制，來更好地推動兩國關係發展，妥善解決和處理產生的分歧和摩擦。
記者：從此次戰略經濟對話中可以看出，美方越來越關心中國的國內政策和國內問題。從它設定的題目來看，您認爲說明什麼問題？
吳建民：美方的要求可能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它的哪些要求是合理的，有些要求也是我們參與全球化的需要，有些問題如果合理，我們就需要對我們內部進行改革。這是中方改革繼續深入的一個主要議題。既然同外部世界合作，就要有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當然，有些要求可能中國目前做不到，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那我們就不同意，我們跟他講清楚道理。我覺得在經濟領域，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融合度在加深，在這個過程中都有個相互適應的階段。
記者：再談談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去年在東南亞出現的“中國威脅論”，今年好像聽不到了。
吳建民：我們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人類歷史上從沒有13億人同時在崛起的時候，而且現在正在崛起的不僅有中國有印度，還有東盟，大家都在崛起，有非洲有拉美一些國家，加起來33億人，這是21世紀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大趨勢，我們是這個趨勢的一部分。爲什麼我們這麼重視周邊國家？因爲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首先要搞好跟周邊國家的關係，如果跟周邊國家的關係不好，我們就很難發展。這是我們外交的一個重點之一。爲什麼過去有“中國威脅論”，而且很厲害？從某種意義上看也“很自然”，當你身邊一個大國起來的時候，你當然有一些不安，而且有這樣、那樣一些看法。中國很重視加強跟他們溝通，同時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的發展對他們不是一個威脅，而且是拉動它們經濟增長的。
讓“中國威脅論”消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中國人需要長期考慮的，我的看法是，中國威脅論會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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