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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家羣起批判中國文壇
漢學家羣起批判中國文壇
中國作家膽子太小、中國作家不如從前、美女作家作品是垃圾……
德國漢學家顧彬拋出的犀利言論，給本已四面楚歌的中國文壇再下重錘。
於是，中國的作家們有意見了。
他們將幼稚的、傲慢的等各色帽子回贈顧彬。
其實參與這場熱鬧的，不僅僅是德國人。
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瑞典人、奧地利人也都紛紛加入，他們分享着這場熱鬧，指點着中國文壇的榮譽與破敗，
也強調着中國作家面對現實所缺乏的勇氣。
2006，中國作家四面楚歌
顧彬最近接受“德國之聲”採訪，這位素以嚴肅嚴謹著稱的德國漢學家矛頭直指中國當代文學，坦率地批評中國當代文學價值不高，存在種種弊病，諸如作家不敢直面現實，“膽子特別小，而且互相看不起”，中國作家缺乏自己的聲音等等。
這是中國作家在今年遭受的新一輪批評，回顧2006年，質疑中國作家、中國當代文學的聲浪可以說貫穿始終，對於中國作家來說，2006年堪稱四面楚歌的一年。
3月韓寒和批評家白燁展開罵戰，“我早就看這些文學評論家不順眼，他們把握了部分話語權，徇私作假，嚴重阻礙了文學的發展”。5月學術界學者雲集武漢，猛烈批評當代作家喪失思考的能力和表達的勇氣，學者的觀點尖銳而直接：“衆多的作家或者是爲了商業利益，或者是爲了政治利益而投機”。10月衆多網民將趙麗華舊作戲稱爲“梨花體”，並質疑其所謂國家級詩人的身份，一時間對“當代詩人”的嘲弄鋪天蓋地。11月作家洪峯上街乞討引發對作協體制的批評，差不多同時，詩人葉匡政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長文《揭露中國當代文學的十四種死狀》，幾乎要把文學的各個相關行當一網打盡，“作家的創作欲，今天，只隨着市場行情波動。他們把文學看做應市的蔬菜，都想趕個早市，都想取得文學小販與買菜婆的歡心。爲此，他們倒是用盡了心機”。12月15日在顧彬批評中國作家之後沒幾天，作家殘雪發表長文《中國當代作家的自卑情結》，激烈抨擊自己的同道，“寫過兩三部東西就空掉了，江郎才盡，用劣質品來矇騙讀者的比比皆是”。
這些批評的聲音儘管有不同的背景和視角，但對於當代文學和作家的失望都是其核心內容。如果作家們對網友和學術界的批評可以不以爲然(他們不懂文學嘛)，對葉匡政的“檄文”一笑置之(又是炒作嘛)，那麼對於漢學家的意見作家們總不能置之不理吧，這些漢學家可是中國作家通向西方的重要橋樑——補充一句，不是通向西方文化，而是通向西方文學市場或是更振奮人心的西方文學獎(諾貝爾就不要說出來了，放在心裏就好)。當代文學的一個悖論是：中國作家和西方作家面對面的交流越來越頻密，文學翻譯越來越暢通，可是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無論在形式和精神內涵上都越來越趨向於封閉和保守。
當然漢學家很可能也不懂文學，至少是不懂他的或是她的文學，但關係還是要處好，“道路”要暢通，君不見中國作家裏以和漢學家交往爲榮甚至沾沾自喜的可不在少數。那麼我們正好順水推舟，邀請多位有影響力的漢學家就顧彬事件、就中國當代文學發表看法，以期引起作家們的足夠重視。我們也邀請被批評的作家們發言，是希望作家們找出顧彬的漏洞，以便準確地完美地找出當代文學整體疲軟的關鍵所在。我們還邀請了港臺的幾位作家發言，他們遠距離的觀察也許可以帶來嶄新的觀念和視角。
我們並不諱言，這個專題的前提是我們自己對當代文學悲觀的評價和估計，可是我們的目的不是讓作家出醜，或是把中國當代文學摔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是——置之死地而後生。接受採訪的作家和漢學家都是自己領域中的傑出者，他們的許多說法頗爲精彩，我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概述他們所有觀點。這需要讀者自己去文字中細察，從而做出自己的判斷，如果你從中有所啓發有所感悟，我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我們清楚地知道文學的復興是一條漫長的路，但這也不是姑息醜陋的文學現象和低下的文學品質的正當理由。不管怎麼說，中國文學總是要好起來的，以對得起它的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對得起快速變化中的充滿着喜怒哀樂的人生圖景的中國現實。
陳希我：把原因推給客觀是一種怯弱
南都週刊：不知道您是否聽說了德國漢學家顧彬最近對中國文學的評價？
陳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說中國作家是膽小鬼吧，這種話可能說得極端了一點，但是他確實是說中了中國作家的要害。
南都週刊：這種勇氣在你看來具體是指什麼呢？
陳希我：指的是作家敢於揭示真相，敢於發言。中國作家這方面確實是比較差，但是這裏說的作家，應該是顧彬看到的那些作家，還有一些作家顧彬是沒有看到的，他的眼界還只是在體制文壇的範圍內，之外的他看不到。
南都週刊：顧彬是不是對一些聲音視而不見。
陳希我：對，就是這個意思。即使被承認的作家，比如說我本人，現在雖然被允許發表和出版作品了，但也只是允許發表和出版我的部分作品，也就是被允許的那部分，我自己得意的作品還是沒法出來。
南都週刊：他也認爲不應該埋怨環境，應該像魯迅那個時候那麼敢說話。
陳希我：我也喜歡像魯迅那樣。我常常想，我爲什麼不生活在魯迅那個時代呢？不是經常聽到一個詞嗎，“失蹤的思想者”，我現在就提出，中國文壇也有“失蹤的真作家”。即使你呼喊，你沒有舞臺，也沒人知道你；你抗爭，你被關在屋子裏，你也只能撞牆。當然我也不贊成完全強調客觀環境，現在許多中國作家不是沒有感慨自由寫作之難，但是他們往往都輕鬆地把原因推給客觀了，這是一種怯弱。我贊成即使只是成爲行爲藝術了，甚至自取滅亡，也要突圍。作爲作家，義無反顧應該這麼做。
南都週刊：基於這樣，他也批評中國作家關在小房子裏面，視野是有問題的。
陳希我：視野是一個問題，我曾經引用哈金的一句話：中國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眼光不如人。但是顧彬把這種眼界跟外語聯繫起來，我覺得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南都週刊：對於顧彬的聲音，有一種看法認爲不值得過分地關注他們的說法，對外國人的看法如此重視，這是不是太沒有文化自信的表現。
陳希我：自信不是掩耳盜鈴。聽聽不同的聲音，沒有壞處。他說得對，我們肯定要聽，但是如果他說的不對的話，我們就可以不理睬了，不必迷信他們。作爲作家，我們自己寫自己的。現在問題在於，中國作家乃至中國人都有一個傳統積澱：閉關自守，又崇洋媚外。這看是兩個問題，但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面。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德國基本上發表過中國當代重要詩人的詩集，有一些詩人在德國甚至有六七本詩集，但是德國當代重要的詩人在中國可能最好的連一本都沒有。
陳希我：對中國現在詩歌的處境，我也很感慨，甚至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心病。在德國的境況我不知道，詩歌在中國的境況確實不太好。我歷來覺得文學從廣義上說都應該是詩，一切文體都應該用詩的精神來寫。一個不愛詩的小說家只能寫故事，只能描摹生活。我覺得詩歌在中國的處境不好，主要原因並不在詩人，而在整個社會，我們的社會是個急功近利沒有詩情的社會，我們的人民是庸俗不堪沒有詩心的人民。很多時候都把理由推到詩人身上，說詩人寫得不好，什麼叫寫得好？像當初那樣喊口號的詩歌那叫好嗎？當時代的傳聲筒？現在就要用詩歌去呼喚物價不要飛漲？去宣傳2008奧運？我懷疑他們恰是用惡俗來詆譭詩。你問他真的喜歡詩嗎？他看小說，也可能只是看一些惡俗小說，他們能掛在嘴上的經典也只是那些老牌坊。通俗的就很受歡迎很暢銷，現在不只是詩歌受不受歡迎，好的小說也不受歡迎，也賣不動。你看看市場上賣得好的，都是什麼東西啊！
南都週刊：像衛慧的《上海寶貝》，在日本也賣得很好，但是日本學者對它的評價也不高。
陳希我：這個是兩回事。它賣得好，要看因爲什麼賣得好，可能人家把它作爲了解中國當代社會、瞭解“新生代”的途徑了，跟文學無關。由於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外常常遇到這種尷尬。當初我在日本，去書店，還是一些大書店，有中國文學專櫃，很考究地供在那裏。認真一看，是中國古代文學。而現當代的呢，很多時候就是跟社會類讀物放在一起，而且暢銷的基本都是跟中國局勢有關的。也許在他們眼裏，中國現當代根本就沒有文學。一些中國作家雖然受歡迎，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受歡迎。莫言算是受歡迎的一個，但是他們怎麼解讀莫言的呢？中日關係，戰爭，還有把莫言《紅高粱》裏的“酒神精神”，解讀成是對中國當局進行無政府主義式的反抗。莫言的文學價值沒有得到重視。
韓東：中國文藝批評缺乏獨立精神
南都週刊：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爲像衛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寫作是垃圾。而另外一位臺灣作家在我的採訪當中認爲她們不應該屬於文學，不知道您怎麼看？
韓東：我認爲棉棉的寫作很好！顧彬他是個人的一些發言，不管他褒誰或者貶誰，只能代表他個人的一些觀點。我是不贊同的。尤其是棉棉，我覺得這有點沒有道理。棉棉的寫作我認爲是很好的。
南都週刊：那像衛慧呢？
韓東：衛慧，我認爲寫作是不好的。
南都週刊：衛慧的《上海寶貝》在日本的銷量比較好，有日本學者認爲主要是因爲她涉及了性描寫，觸發了好奇心。
韓東：這個銷量，尤其是在西方的銷量，這個說明不了問題。中國銷量最好的作家也不一定是好作家，不用說西方，在國內也是這樣的。這個銷量不是一個判斷的標準。
南都週刊：這種銷量比較廣的作品是否會影響到漢學家對中國的瞭解？
韓東：漢學家是一個渠道吧，把中國的東西通過翻譯，弄到外面去，還有一些，包括出版商，西方人也在做這個事情。他們把什麼人的東西弄出去，什麼人看見，這個很難說。而且這個事情跟文學也沒有太大關係。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最看不起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不是我們外國人，是中國人自己。問題就在中國人本身，中國人根本不給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文學什麼地位。”您同意他的看法嗎？
韓東：這就是互相詆譭吧。這個互相詆譭呢，也沒問題，確實是詆譭，這個詆譭呢，也多數在私下的層面，就是在私下談起來，大家誰都瞧不起誰。但是在公開的發言裏面，我確實覺得中國的詩人缺乏批評精神，都是一團和氣。特別是成名人物，他談到其他的成名人物的時候，都是一概讚美之詞，溢美之至。檯面上大家都是好好的，互相詆譭那是下面的事，說中國人不夠光明磊落，可能是有的作家有看法啊，那是可以在臺面上說，但是檯面上恰恰不說，就在下面說。
南都週刊：就是說批評不是純粹獨立的批評，而變成一個人情的交易？
韓東：批評確實是毛病挺大的。因爲他是一碗飯，每個大學都有現當代，然後生生不息，這個行當我覺得應該取消。你可以靠這個吃飯，但是你批評的對象是針對誰，就是給誰看。都是爲了評教授職稱啊爲了評博導啊，中國這個文藝批評是談不上了，談不上獨立精神，整體來講。談不上對於作者讀者有一個溝通橋樑。
南都週刊：您覺得我們的批評的環境是有問題的？
韓東：環境問題大了，當然是有問題的，不僅是文學環境，還有經濟環境，各種環境，都有問題。沒有問題倒奇怪了，確實問題重重，中國的人性、人心，都是一樣啦，問題大啦。所以，某些方面我還是贊同顧彬的，不是他的具體結論，而是說有問題，這個我非常贊成。一點問題都沒有，這個我覺得是粉飾太平。
這個人傲慢無禮
我見過顧彬一面，我沒怎麼理他。我覺得他這個人傲慢無禮。他有點拉幫結派，這在西方人中很少見。德國的幾個漢學家我都認識，都不像他這樣。顧彬非常看不起中國人和中國文學。中國人跟在他後面像一條狗一樣，他就會說這人好。
顧彬主要是研究中國詩歌的，他自己也是個很不錯的詩人，在德國漢學界比較有影響。但是我懷疑，他稱爲垃圾的書沒有一本是他讀過的。很多漢學家如果沒有助手，根本沒辦法閱讀中文書。顧彬的中文讀小說恐怕夠嗆吧？他對這些人的看法也來自於他周圍人的影響。一個真正的學者怎麼能不讀作品就先入爲主？他也罵過我，他好像說過，“虹影的作品我不看，因爲暢銷。”他覺得暢銷的都是垃圾。
——虹影(著名作家，其小說被譯成多種文學在英美德法意等國出版。)
顧彬教授，我認識他
顧彬教授，我認識他，處得不錯。他安排過我到波恩朗誦，爲我的德文版詩集寫過熱情的出版鑑定。他是一個漢學家，看中國的東西我想他跟我有不一樣的出發點。他對中國文學，我覺得是比較瞭解的。他在出版一部八卷本還是九卷本的中國文學史。中國自己沒寫，全世界也沒寫，他一個人做那麼大一個工程，這個是非常肯定的功德。另外呢，我估計顧彬跟我一樣沒讀過多少中國當代的小說，也許他比我讀得多，但是他做那麼大事情哪有時間讀那麼多小說啊。所以這個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抽空看了一些，可能不一定滿意。
——肖開愚(當代著名詩人，現居柏林)
這個人有些武斷
對於顧彬教授最近的言論，我正在爲一家書評雜誌寫文章詳談。我程度不同地接觸過幾個更年輕的德國漢學家，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看法，不像顧彬那麼武斷。
——李大衛(早年從事詩歌，後致力於小說寫作)
我真的很失望
我起先只是聽到這位德國漢學家的觀點時，還很感興趣，想聽聽他是用怎樣的標準把中國的文學作品打入垃圾的行列的，但是看到他談話的具體內容時，我真的很失望。
——張悅然(新概念作家)
漢學家的聲音
馬丁·溫特奧地利漢學家
顧彬是德國很有名的漢學家，我見過他，但是不熟悉。
顧彬喜歡吸引媒體的關注，他喜歡說着玩，比較誇張，他就是這樣的人。他要引起輿論的反應，他就達到目的了。他的發言有刺激性，有一點可能有點正面的作用，比如中國作家不敢寫中國的問題，這點我覺得對。這也是他這次發言唯一的作用。他的觀點在漢學界不一定有代表性。大部分漢學家也不像顧彬那樣要代表誰，他們不輕易對媒體發言。
北島編輯海外的《今天》中有很多不一樣的作家，有王家新，也有朱文，所以北島的視野在當代文學上並不窄。顧彬要注意兩三千年前的文學，也注意三四十年代，也注意五六十年代，同時也注意近三十年和現在。他做的事情太多。比如他儘量翻譯了北島所有的詩，這很了不起，他用的德語也時常讓你很佩服。可是北島的《一切》這首詩，在顧彬的翻譯忽略了一行，雖然只有十幾行。還有在顧彬最近出版的文學史裏，他研究比較早的文學做得很仔細，可是最近二十年並不仔細。比如他說劉索拉早不寫作。很多作家他只是偶爾地提到，但是卻加以判斷，給讀者很亂七八糟的感覺。這是說近三十年的作家，早一點的文學他研究得很仔細。
評論中國當代文學，不要光看大陸文壇，大陸只是一部分。我喜歡哈金的《戰廢品》，寫得很好。應該把華語作家都包括進去，像嚴歌苓。這幾年我翻譯虹影、劉震雲和馬蘭的作品。我很喜歡高行健，也喜歡餘華的第一本長篇《在細雨中呼喊》，《兄弟》我還沒來得及看。80後生的作家我沒看過。49以前的作家，老舍的《貓城記》中學時候看了德譯本，非常喜歡。
馬悅然瑞典漢學家
我和顧彬教授認識很多年了。我很難相信，一個幾十年來致力於向西方引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知名學者，會認爲中國文學都是垃圾。他一定是被某個失職的記者所歪曲了。
宇文所安美國漢學家
儘管顧彬教授的言辭激烈，但是媒體明顯歪曲了他的意思。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人可以代表國外漢學家的意見。顧彬教授是一個傑出的學者，他的觀點值得傾聽；但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國外的學者和國內的學者同樣是衆說紛紜的。
近藤直子日本漢學家
我覺得他(指顧彬)是把十多億中國人作爲一個集團來評價的吧。比如說像魯迅那樣重視中國文化的人在外國好像還沒有。重視不一定是稱讚。重視自己的人對自身都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如果自認爲沒有比自己更好的人了，這樣的人才是最輕視自己的人，他們對自己要求那麼低，沒有像爬山一樣，有往上爬的願望。對自己嚴格要求的人才是重視自己的文化的人。日本最近的情況糟糕得要命，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喪失了對自己國家和文化的批判的能力，不敢正視自己。一定要說自己國家的文化、歷史，什麼都好，這樣纔是最輕視最踐踏自己國家的表現。不管什麼文化，都應該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中國目前的情況好像比日本好，現在還有像殘雪這樣拼命批判自己文化的作家，正好表現了她對於自己文化的熱愛與重視。
殘雪：那些漢學家想法都很幼稚
南都週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最近在接受採訪時提到，“49年以後基本上你找不到一個會說外語的中國作家。所以他不能夠從另外一個語言系統看自己的作品。”您認爲外語能力是否影響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水平？
殘雪：不能這麼說。我印象中，大部分漢學家都沒有搞文學的天分。一般是搞不好其他專業就來搞文學了，這裏好混。這樣的人佔絕大多數。漢學家裏面真正有搞文學能力的比較少。有的文字水平比較好，懂文言文，但就是不懂文學。外語能力與中國作家的創作水平之間哪有什麼關係，哪一種文字不能搞出最好的東西呢，通過翻譯，一樣地可以吸收西方的文化。我沒看到他的談話，莫名其妙，那個人！雖然我自己可以翻譯英文作品，我也要這樣說他，蠢裏蠢氣。他根本就不懂文學。
南都週刊：您剛纔說吸收歐洲的文學，您看歐洲作品的時候是看原著還是看翻譯的呢？
殘雪：我都看。因爲我之前寫過5本關於西方經典作品的評論集。國外包括美國、日本都出版了或即將出版我的評論集。我都看的，並不是原著，是英語的。像我搞研究，懂點英語就夠了。不搞研究的作家，不學外語也沒關係。那個人他懂什麼原著，懂幾國的，那有很多國家的。按他的邏輯文學就不是相通的了。交流不一定就非得懂那國語言，按照原汁原味的來理解。有迷惑，有歧義，這纔是希望。他這根本就是不懂文學的說法嘛。文學都是人類的文學，我們看西方的作品看什麼東西？就是看裏面的可以相通的共同的東西嘛。西方看我們的文學也是一樣的。雖然說文化的差異可能造成很多誤解，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可能會損失一些原汁原味，但是通過共同的東西可以很意外地得到一些收穫。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得多。這就是交流。比如說東方的民族看西方的東西，可能又有另外一種體驗。這些都是好事情。不一定非得把別國的語言學了纔來看作品，他的那些觀念都落後得要死。我沒看他的文章，什麼鬼漢學家。那些人沒幾個像樣的，真正懂文學的。我只相信那些懂文學的漢學家。
南都週刊：你說很多漢學家不喜歡您的作品，原因是什麼？
殘雪：他們的想法都很幼稚。同國內差不多，要他們想象的原汁原味。他們本來也不是搞文學的。很多漢學家都這樣，喜歡指手畫腳的。我的作品在國外一般不是通過圈子裏的漢學家來翻譯的，圈子裏的人多半不喜歡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都是西方愛好文學的高級讀者和研究者在傳播的。很少有漢學家肯定我的作品，一般來說都是持牴觸態度。他們不懂我的作品。這些漢學家之所以不懂文學，是因爲他們沒有天分。外國人學中文不像我們學外文那樣容易，他們自幼的環境遠遠沒有我們嚴酷，所以他們都學不會，他們只能學同他們相近的語種。唯一學會的少數人就成了漢學家。大部分都是“文字”學家，文學天賦缺少。
南都週刊：在您看來，中國當代作家的中文水平是不是也不如五四之後的那批作家，比如魯迅、林語堂、張愛玲、蕭紅等等？
殘雪：這些事沒什麼要緊。都是蠢裏蠢氣，要吊什麼俗段子。現在的人語感又回去了。什麼文字能力，什麼古典文學的能力都是非常次要的。人性的深度，創造力的大小纔是體現一部作品到底成功還是失敗的根本。追求技巧、文字的這些人說話就像幼兒園的小孩。什麼先把字寫好啊之類的規矩。
南都週刊：您認爲中國作家在世界上有沒有自己的聲音？
殘雪：自己的聲音比較小。相信以後慢慢會多一些。西方的作家和讀者在接受中國作品時還遠遠做得不夠。但我們自身也有一定的問題，好的作品不是太多。所以，目前在世界範圍內聲音還不大。
南都週刊：顧彬說詩歌在中國死了沒有關係，會在德國“活着”，您認爲在中國，文學的地位與西方國家相比，是高還是低了？
殘雪：我聽說在德國像我這一門類的小說沒有什麼市場。德國這幾年的文學都在衰落。在日本根本都沒人看文學書。日本的青年讀者相對於中國年青一代的讀者羣來說，差得遠。出版商一般都出版通俗文學、民族文學，外國翻譯過去的西方純文學都沒有銷路。讀者只會關注娛樂的東西，導致純文學市場越來越狹隘。有一次我問幾個研究生，西方經典的文學作品他們一本都沒有看過，一提起動畫就眉飛色舞。日本的文化根基比較淺。現在每個國家搞文學的還是有一部分人，只是不像以前那麼多。相對來說，中國的情況還可以。我認爲希望就在還沒有出名的那些青年裏頭。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最看不起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不是我們外國人，是中國人自己。”您同意他的看法嗎？
殘雪：對本國文學我是持批判態度的。批判纔會有希望。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文學的水平下降得不成樣子了。我認爲應該從文化上來反思。中國文化本來就不能搞純文學，搞大衆娛樂文學可以有點經濟效益，搞純文學是不行的，沒有根基，它不是一種人性的文化。
南都週刊：您覺得突破這種困境，作家學者需要做的是什麼呢？
殘雪：不能光做樣子，要老老實實向別人學習。
朱天文：這些人的東西根本不是文學啊
南都週刊：在寫作《荒人手記》之後，您自己曾說：“終於可以和張愛玲平了”，可知您受張愛玲的影響非常大。除了張愛玲，整個的傳統資源以及西方的文化滋養，在您的寫作當中分別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朱天文：其實在小的時候我們接觸歐美的東西比較多，當時翻譯作品是我們閱讀的最主要來源，那時不大看中國的東西。(都是看原版的著作嗎？)沒有，都是翻譯，歐美的小說非常多。所以，我想應該這麼說，中國的文學是後來補修的學分，是長大以後有意識地去讀的。
南都週刊：那麼，決定您創作的激情和寫作質量的最關鍵因素是什麼？
朱天文：人活着的處境吧。我們處在這樣的環境、社會以及時代裏頭，是絕無僅有的。從細節上看，每一個活着的人、每一個時代都是絕無僅有的，每一個存在都是絕無僅有的。不管作爲知識分子還是創作者，都是活在這個現狀裏頭，然後對這個現狀觀察和作出迴應。我想，人是無法自外於他活着的時代與現狀的吧，這就是我的動力。總是在看，在想，作出迴應。(可能就是說保持一種對生活對存在的敏感度)對，就是你看到了很多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希望把你看到的東西造型出來，用細節、用顏色、用感官、用言語。如果眼界夠大的話，還可以從這個人和他所處的背景，這個背景不僅是社會——講中國傳統，還應該放在一個天地古今的時空裏頭——你不僅置身於這個現狀，還會有一個角度，夠遠夠大，看到來龍和去脈。
南都週刊：最近一位德國漢學家顧彬提出批評，認爲中國作家只侷限於自己的小房間裏面，沒有走出去，他覺得他們的視野有問題。臺灣的中西交融環境是比較早產生的，您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請問這對您的視野產生了什麼作用？還有您覺得顧彬的這種批評有沒有道理？
朱天文：我不知道現在中國小說會不會遇上這樣一個處境，就是後來歐美現代小說的處境。現代小說基本上是，城市無故事，他們往人的深處去挖掘，某方面來講，很像是瞪視着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顧彬的文章我沒讀，不知道他何所指。相對於拉美文學來說，拉美文學總是跟他們的家族、國族、神話結合在一起，很波瀾壯闊的。在中國，城市化、資本主義化尚淺，地方又大，小說仍以題材見長，說故事一時還說不完。至於臺灣，現代化比大陸要早二十年吧，在現代化的困境突圍裏，有其深度和視野，值得一觀。
南都週刊：顧彬提到大陸這邊的美女作家，像什麼衛慧、棉棉等這些人的作品都是垃圾，這些比較直接的批評，經過媒體報道以後，似乎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人聯想到中國的當代文學到底是不是垃圾？
朱天文：他指的這些人，根本不是文學的東西啊。你想到文學時會想到他們嗎？不會嘛。你只會想到莫言，想到賈平凹，想到李銳，想到王安憶，想到張承志，怎麼會想到棉棉、衛慧呢？這是把兩個不相干的東西拉到一起說了，他們是不同範疇的東西啊。《上海寶貝》譯成多國文字，那是獵奇，一個奇觀，不是文學。其實一代一代，像海浪衝上岸，岸上看到最多的是垃圾，也沒錯。海水深深，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裏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上沒有。”您認爲中國作家在世界上有沒有自己的聲音？
朱天文：什麼叫做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既不是總統，又不是國會議員，誰能代表誰說話呢。我很難想象有誰說，莫言代表中國，或是李銳代表中國人說話，或是我們有一箇中國的聲音──如果只有一箇中國的聲音，那簡直太可怕了。作家只代表他自己，誰也不代表。
朱天文，臺灣著名作家。著有《世紀末華麗》、《花憶前身》、《炎夏之都》、《荒人手記》等。
董啓章：沒有聲音是因爲“過於中國”
南都週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最近批評中國作家只侷限在自己的小屋子裏，沒有走出去，您怎麼看？
董啓章：流徙曾經是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重要經驗，但流徙也不一定限於地域的遷移，也有卡夫卡和佩索柯這一類幾乎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城市的精神流徙者。是否“走出去”並不取決於出國的行爲本身，而在於對待本土和世界的態度。關鍵在於語言，也在於思想狀態。我認爲任何一個國家的作家也應該同時把自己定位爲本土和世界的作家。不關心本土體驗而奢談世界，只會流於空洞，只看見身邊的事情而沒有宏觀的視野，卻侷限了對事情的洞察和判斷。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1949年以後基本上你找不到一個會說外語的中國作家。所以他不能夠從另外一個語言系統看自己的作品。”您認爲外語能力是否影響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水平？
董啓章：我們不能說外語能力是個絕對的因素，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對外語的要求顯然比從前迫切。不讀外國書肯定是個缺憾，只能讀翻譯的外文書也會出現理解的偏差。大量質量低劣的翻譯充斥固然是個大問題，原文的語感和深遠而微妙的文化意涵也會在翻譯中流失。最理想當然是讀原文，或質量更有保證的外語譯本。運用外語的經驗也可以提升對自己母語的習慣的敏感。我個人認爲，作家應該把外語當作自己的母語來思考，來感受，然後把自己熟悉的、習以爲常的母語當作外語來寫。
南都週刊：您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總體評價是怎樣的？當代文學，也就是49年以後的文學，是不是不如五四時期的文學？
董啓章：五四時期的作家也有他們的侷限，越往後期也越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失去了個人的獨立性。近二十年，好些中國作家也許不再在表面上宣揚那些意識形態，但也未必能夠超越界線，向權威作出挑戰。於是轉而顧及其它，先是在文學形式上追趕潮流，然後又變成了迎合大衆品位。潮流和通俗品位成爲了新的權威。還未能發展出強而有力的獨立精神，那是1949年前後沒有兩樣的事情。
南都週刊：您認爲中國作家在世界上有沒有自己的聲音？顧彬認爲：“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裏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上沒有。”
董啓章：何謂“中國的聲音”，或者“德國的聲音”？沒錯，作家也有國籍，他也關心自己生活其中的國家的狀況，並且在行動上履行其國民的責任，但當他身爲作家而發聲時，我不認爲應該出於國族的身份和立場。如果說中國作家在世界上沒有聲音，那不是指他們不夠“中國”，我倒以爲是因爲“過於中國”，而在世界性的視野上有所不足。在外國人眼中，我們有“中國情調”而沒有“中國聲音”。但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中國聲音，而是衆多從中國發出的面向世界的呼喚。
董啓章，香港著名小說家，著有小說多部。
港臺作家訪談
黃燦然：作家才能是環境限制不了的
南都週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最近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張愛玲、林語堂、胡適，他們都能夠用外語寫作。有些作家兩種外語都沒問題，比方說魯迅。49年以後基本上你找不到一個會說外語的中國作家。所以他不能夠從另外一個語言系統看自己的作品。”您怎麼看他的這個批評意見？
黃燦然：總的來說，我認爲顧彬的談話是對中國當代文學一些現象的描述，在我看來都挺準確的，也是常識，只不過換上漢學家來說，顯得新鮮罷了。但是現象歸現象(四九年以後作家都不懂外語，這是準確的描述)，如果深究下去，我們會發現還沒有觸及本質。譬如說，林語堂和胡適都不是純文學創作的作家，魯迅也不是，張愛玲是。但我們還有一個沈從文，他的數量和質量應該在其它純文學作家之上，可偏偏他是不懂外文的。還有，我們整個輝煌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家們都不懂外文。
南都週刊：生活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融的環境中，您覺得這個環境對你的視野產生了什麼作用？顧彬批評中國作家只侷限在自己的小屋子裏，沒有走出去，您怎麼看？
黃燦然：我想，我比較愛自由，而香港提供了相對充裕的自由。但對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環境不重要。真正的作家創造環境，而不是由環境來創造他。另外，作家的才能是環境限制不了的。香港是所謂中西文化交融，但它也被稱爲文化沙漠。我覺得如果我有什麼視野，那也是我自己創造的，而不是香港提供的。香港人也沒有什麼視野，更談不上文化視野──當然這也是現象描述。真正有視野的人可能也就不在我的視野之內了。關於作家侷限在自己的小屋，我覺得這也不是問題。侷限在自己的小桌上更好。我想顧彬又是作現象描述。但真正的作家肯定不在現象內。或者說，不在他的評斷內。有些大家作(或者說大多數大作家)就是侷限在小桌上的。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中國作家太不想侷限在小屋裏了，老想往外跑，跟着漢學家轉。事實上，現在中國作家往外跑的人數和次數，要比以前任何中國作家都多。中國人、中國作家想走向世界的動作和姿態已達到令人生厭的地步。所以，小屋不小屋，往不往外跑，似乎也都跟產不產生好作家沒關係。
南都週刊：香港有一個自由的環境，同時也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大陸則還保存着作家協會這樣的制度，供養了一批作家，但這個制度現在也倍受批評指責，大衆並不滿意由國家供養作家。您認爲，在商業社會裏，文學遭遇的困難是什麼？
黃燦然：顧彬對作家協會的批評，描述，我也認爲很準確。對這現象的描述是最準確的，因爲這現象本身就是現象，沒有本質，所以特別準確。西方作家也不妙，他們也有民間基金和機構供養他們。我自己不覺得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裏有什麼困難，它的困難與寫作本身的困難相比，真是不算什麼。我甚至覺得，我與香港商業社會是沒有聯繫的，就像我與中國作家協會沒有聯繫。
南都週刊：顧彬對德國作家的狀況特別自信，他認爲：“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裏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上沒有。”
黃燦然：顧彬對現象的描述再次是準確的。但爲什麼必須在世界上有聲音呢？另外，這個聲音要實時發出實時被聽到嗎？例如歌德的聲音，他的談話錄，是死後才發出的。一百多年後才抵達我心靈。巴赫也是死後才被聽見。陶淵明和杜甫的聲音，都是幾百年後才被聽見的，在那幾百年間幾乎所有耳朵都向他們關閉。我們現代文學的一些聲音例如穆旦和沈從文，也是沉寂後才被經典化，被聽見。所以現在沒有聲音，那只是表示沒有被聽到。這聲音可能已發出，但它是如此寬泛，向四面擴散，可能要數十年後纔開始形成和凝集起來，令人振聾發聵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最看不起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不是我們外國人，是中國人自己。”您同意他的看法嗎？
黃燦然：作家要激發自己的能動性，必須有所依傍又有所迴避。中國作家瞧不起中國作家，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你看歌德的談話錄，哪裏有說當代德國作家好話的。相反，我看顧彬那樣描述德國人如何如何，我真替德國作家擔心。但願那只是顧彬之言，而不是德國作家的真實情況。順便一提，我剛在兩天前看英文報道，說是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做了調查，列出2006年“最不暢銷書榜”。其中意大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蒙塔萊(我和不少朋友都非常喜歡他)的詩集只賣了十四冊，因此我們別對中國詩人在德國的復活寄予太大期望。
黃燦然，詩人，翻譯家，現居香港。
林培瑞：中國作家不能面對現實
南都週刊：德國漢學家顧彬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爲，當代中國作家不僅英語水平不如林語堂、魯迅、張愛玲等作家，就是中文水平也不行，認爲“他們先應該好好掌握他們的母語。中國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在您看來，問題是這樣嗎？
林培瑞：一般當代作家的中文底子比不上魯迅的或張愛玲的恐怕屬實吧？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汪曾祺，鍾阿城的文字的魅力也是因爲中文底子不錯。賈平凹功底也不壞。何況，我們應該分析什麼叫“中文好”。比如王朔：你說什麼“古文底子”那當然沒有，但語言活潑，真實，有感染力，這也是一種“中文好”。王朔的小說裏投用“一不留神(如何如何)……”這個說法已經進入了老百姓的口語，甚至傳到臺灣去了。這算“中文好”還是“中文不好”？我不知道。莫言講故事的魅力也不是書念出來的“功底”，但好像也是一種“中文好”。
南都週刊：顧彬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認爲，“如果要了解爲什麼北島在西方成功，但是別的中國詩人完全在國外失敗的原因，那就是中國作家們應該會外語。語言也涉及到他們自己在國外的印象。”您對中國作家是否應該精通外語這個問題怎麼看？
林培瑞：“成功”的意思不應該等同於“在西方成功”。一箇中國作家精通外語應該說是好事情，但並不是必須具備的條件。沈從文不懂外語，連中國普通話說得也很差，但我們能說沈的作品“不成功”嗎？上面說魯迅、張愛玲都懂外語，不錯，但我並不認爲他們的作品之所以好，主要是因爲懂外語的緣故。張愛玲繼承了金瓶梅，紅樓夢的傳統。魯迅的確在小說結構上受了東歐作家的影響，但他的語言好是因爲他的“想脫離也脫離不了”的中文底子。魯迅的詩也是舊體詩，不比北島的差，外國人看不懂不意味着“不成功”。
南都週刊：您認爲中國作家在世界上有沒有自己的聲音？顧彬認爲：“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裏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上沒有。”
林培瑞：不能說中國完全“沒有聲音”，但是我基本上同意顧彬的說法。比如希特勒在歐洲闖禍若干年以後，德國作家面對了事實，能夠吸收，領略自己國家的過去和將來。中國作家還沒有(能)扮演同樣的角色。
南都週刊：有一些中國作家是比較肯定像顧彬這樣的漢學家的意見的，但是有一些就表示懷疑，比如殘雪就說，在她的印象中大部分漢學家都沒有搞文學的天分，真正有能力搞文學的比較少。顧彬本人則認爲，宇文所安是一個了不起的美國漢學家，恐怕在研究中國古代詩歌方面上連一箇中國學者也沒辦法跟他比。”不知道您如何看待來自中國作家對漢學家的懷疑？
林培瑞：殘雪，顧彬都對。讓宇文所安或Perry Link寫小說肯定有問題，讓殘雪做宇文所安那種古代詩歌的研究還更牽強。宇文所安的現代漢語不太會說，但非常精通中國古代詩歌。聽來是怪事，但完全屬實。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德國基本上發表過中國當代重要詩人的詩集，有一些詩人在德國甚至有六七本詩集，但是德國當代重要的詩人在中國可能最好的連一本都沒有。他說假如詩歌在中國“死了”，會在德國“活着”，意思是詩歌在德國的境況比在中國要好得多。
林培瑞：不管是當代世界的哪國，詩不是一件熱門兒的東西。哪兒都沒死，哪兒都不活得很景氣。但我不像顧彬那麼擔心翻譯的問題。我認爲詩沒法子翻譯。你可以用第二種語言去創作類似的一首詩，但十足的“翻譯”不存在，是海市蜃樓。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中國作家缺少的是Public Spirit(公共精神)，您認爲他的指向是什麼？
林培瑞：顧彬的意思當然得問顧彬。我認爲中國作家在80年代的時候有一點范仲淹的“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近幾年來比較難找。不是說沒有，只是難找一點。
林培瑞，美國著名漢學家，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
宮尾正樹：我看還是小說好
南都週刊：您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總體評價是怎樣的？比如說是現代文學水平高呢，還是當代文學更吸引您？
宮尾正樹：除了魯迅以外，當代文學80年代以後的文學水平比現代文學水平高。
南都週刊：爲什麼呢？
宮尾正樹：主要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開始可以比較普遍地看到很多歐美國家或日本的文學，有了新的作用，促進了他們的寫作水平。
南都週刊：在您看來，中國當代作家的中文水平是不是也不如五四之後的那批作家，比如魯迅、林語堂、張愛玲、蕭紅等等？
宮尾正樹：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五四時期的中文文學作品更容易懂，現在有的作家，例如王朔，總之讀起來很費力氣，查詞典也查不到，這是看得懂看不懂的問題。
南都週刊：您認爲是看得懂看不懂的問題，不是他們語言的水平問題嗎？
宮尾正樹：從語言的水平來說，我看80年代以後作家的漢語比五四時期歐化的國語水平要高。總體上來說，他們的語言更生動。作爲文學語言的水平，現在的作家，比如王安憶，還有到法國去的高行健，他們的語言水平比過去的作家水平高得多。
南都週刊：您認爲中國詩歌和小說，從整體水平來說的話，哪個在您眼中高一點？德國的漢學家認爲中國的詩歌有部分還可以，小說則沒什麼成就。
宮尾正樹：我看還是小說好吧，詩呢我是外行，可是大概日本的詩人，美國的詩人做過語言的試驗，中國大陸詩人大概晚幾十年。從70年代末開始，詩的語言提高了，但聽說可能比臺灣的詩歌要差點，我自己不是經常看中國詩，這只是我的感想。
南都週刊：您認爲中國作家在世界上有沒有自己的聲音？顧彬認爲：“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裏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上沒有。”
宮尾正樹：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日本也是一樣，亞洲的、第三世界的作家就無法避免學習西方小說的敘事方式，不能完全屬於自己，日本就不能是完全日本人的語言。一定會有歐美思想以及文學藝術的影響，這是不能避免的。歐美作家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語言來寫作，可是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歷史裏邊不可避免受到歐美現代藝術文化的影響，這個不能否定。要否定作家作品裏有外來的因素，這是脫離現實的看法。
我們的出發點第一步我們要承認我們自己的文化是一種複雜的，西方和自己混合的、交融的文化。
宮尾正樹，現任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文教育學部教授。著有《烏呼哀哉——中國文學面對死亡》等。
葛浩文：美女作家是一個極端無聊的說法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中國19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們的外語都不錯。爲什麼1949年以後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爲什麼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1949年以前的作家呢，問題就在這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你本人是否贊同他的觀點，會不會外語對作家的寫作有影響嗎？要求作家會外語，是不是有點古怪？
葛浩文：1949年以前的作家有的會外語，有的不會。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兩位大作家肖紅和沈從文，都不會外語。所以會不會外語是否可以作爲評論一個作家的標準，有點問題。1949年以前的作家對外國文學有其基本的認識，這是否一定對他們的作品產生正面的影響，見仁見智。其實，目前中國人能看得到的外國作品(包括翻譯在內)，比1949年以前多多了吧。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像棉棉、衛慧這樣的美女作家是垃圾；你翻譯過春樹的小說，也翻譯過虹影的《飢餓的女兒》，爲什麼選擇翻譯春樹和虹影？你對美女作家如何評價，對衛慧和棉棉的作品有什麼看法？
葛浩文：首先，我要說，我覺得美女作家是一個極端無聊的說法。我不太懂是什麼意思。如果是我，我會覺得是一種侮辱，作品好壞無關外表美醜。當然啦，我是美國六十年代自由風氣的產物，我的想法不一定能配合中國現況。我翻譯春樹的作品是因爲出版社請我翻，另外出版社老闆跟我都認爲美國的年輕人看了春樹的作品可能會有所感觸。至於虹影的《飢餓的女兒》，我翻譯，是因爲我覺得她寫得真的很好，這跟外表一點關係都沒有。
南都週刊：你主要是翻譯中國小說，顧彬對中國當代詩歌的評價遠遠高於小說。你認爲顧彬對中國當代小說的貶低是不是很片面？
葛浩文：顧彬兄是位研究詩的漢學家，我是閱讀小說的翻譯家，這一點就別聽他的吧。
南都週刊：顧彬還說：中國文人互相看不起，膽子小，他們先應該好好掌握他們的母語。中國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他們的意識是很有問題的，他們的視野是非常有問題的。你翻譯了這麼多中國當代小說，你認爲顧彬的批評是不是很誇張呢？
葛浩文：我翻譯過的內地作家，有的我認識，有的只聞其名，無緣相識，他們與我相隔千里，他們是否互相看不起，或者是否膽子小，我實在無從得知。要我這個中文不是母語的人來說他們中文好不好，是不是有點班門弄斧？如果顧彬說的是文筆的話，那我當然可以說我比較欣賞某某的文筆，可是這跟能不能掌握他們的母語是不一樣的。我是文學翻譯家，不是修辭家，看中文作品時我的重點是，如何用最貼切傳神的英文把中文原著翻出來，而不是去評價他們的文字、意識或視野。不過，不瞞你說，我翻譯時，偶爾會說此句不通，或怎麼會寫成這個樣子，甚至，我會認爲應該如此如此寫會比較好一點。但這不一定是一個作家能否掌握母語的問題，話又說回來，我認爲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作家，寫完一部作品以後，都應該從讀者的角度把自己的小說再看一遍，就比較容易看出作品可能有的問題，然後加以修改，經過這個過程的小說當然會比較好。
南都週刊：你翻譯了約25位作家(內地與臺灣)的四十多本書，包括長篇和短篇小說集。翻譯的最多有兩位(各五本)：民國時代的作家蕭紅和當代作家莫言。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在你眼中蕭紅和莫言是最出色的作家？
葛浩文：我特別欣賞蕭紅的作品，依我看來，她確實是民國時代的好作家，死得早，否則可能就是那時候最出色的小說家。莫言還年輕，但他小說寫得又多又精彩，沒準他將來也會成爲他那一代最出色的小說家。
南都週刊：顧彬是德國知名的漢學家，卻認爲中國當代沒有出什麼像樣的作家，這對於漢學家是不是一種悲哀？面對垃圾，漢學家何以立足？
葛浩文：中國現在有垃圾文學，也有世界水平的作品；美國文壇有垃圾，也有好作品；德國文壇……垃圾有垃圾的價值，有其存在的必要。更何況，一個人眼中的垃圾可能是另一個人眼中的傑作。
南都週刊：鐵凝剛當選爲作協主席，你喜歡她的小說嗎？
葛浩文：她的作品我只看過早期的一個短篇，《星期八》挺喜歡，後來還收入一個我編選的短篇小說集。
葛浩文，美國知名翻譯家和漢學家，現任聖母大學教授。他從內地和臺灣翻譯到西方的小說達40多部。
尚德蘭：來不及培養獨立純正的文學
南都週刊：德國漢學家顧彬最近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張愛玲、林語堂、胡適，他們都能夠用外語寫作。有些作家兩種外語都沒問題，比方說魯迅。49年以後基本上你找不到一個會說外語的中國作家。所以他不能夠從另外一個語言系統看自己的作品。”您認爲外語能力是否影響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水平？
尚德蘭：通另一種語言對自己的創作的水平不應很重要。重要的是五四作家因爲通別的語言就能翻譯用這種語言來創造的作家，如戴望舒通西班牙文和法文，他翻Baudelaire，Lorca的詩歌便翻得最美，因爲他也是詩人，現在有哪位中國作家能翻譯其他國家的同行的作品？翻譯工作很重要，它的過程中可以推動母語，如果沒有二十至五十年代的那些兼寫作又翻譯的作家白話文這種新語言就不會有如今的水平。
南都週刊：在您看來，中國當代作家的中文水平是不是也不如五四之後的那批作家，比如魯迅、林語堂、張愛玲等等？
尚德蘭：不如五四之後的作家。那時白話文還沒成熟，除了一些短篇，小說還沒定型，詩歌也在探索，那時的作家以散文最惹人注目的，如魯迅最明顯，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最寶貴的作家之一，寫短篇，散文詩，短評，這些方面都很成功，而他成功的一個原因是他通古典文學。當代作家也有他的長處，比如朦朧詩人在八十年代對中國詩歌的復興起了很大的作用，各類小說也有了很大的進展，短篇、長篇都是。
南都週刊：詩歌、小說等等文學形式，在中國已經不像八十年代那麼引人注目了，文學的地位已經漸漸邊緣化，您怎麼看中國的這種現象？法國的情況怎樣？
尚德蘭：恐怕這個現象是世界性的。法國文化部每年組織一些大衆性活動如《詩人之春》、《秋天節》，還有《文學之迴歸》。還有文學獎也很重要，這些羣衆性活動雖然大部分是文化部組織的，但是與什麼政治路線無關，此外也有很多地方性的活動，也是獨立的。法蘭西廣播電臺有很多文學節目。
南都週刊：顧彬認爲“最看不起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不是我們外國人，是中國人自己。”您同意他的看法嗎？
尚德蘭：有嗎？如果真是這樣也許是因爲中國文學從官方制度一下跳到商場制度(除了八十年代初以外)來不及培養獨立而純正的文學感。
尚德蘭，法國著名漢學家，譯有中國當代詩歌多部。
回訪顧彬
中國作家缺乏Public Spirit
南都週刊：不少中國作家認爲，懂不懂外語與是否能寫出好的文學作品沒有關係。文學的關鍵還是在於作家的思考力、對人性的剖析能力和表達能力這些方面。你怎麼看？
顧彬：1949年後的中國作家們除了一批當代詩人以外，比不上1949年前的作家的原因肯定跟外語能力有密切的關係。1949年前的作家有的時候會翻譯自己。比方說卞之琳他自己翻成英文的詩歌比他用中文寫的詩歌更好。林語堂在這個方面上更有意思。他的英語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他的中國譯者中文差得很。這也可能是一個原因，他爲什麼在西方這麼成功。
目前不少用中文寫作的詩人是被漢學家們翻成外文的。不過不少漢學家們不掌握他們自己的母語。若要了解爲何北島在西方成功，但是別的中國詩人完全在國外失敗的原因，那就是中國作家們應該會外語。語言也涉及到他們在國外的印象。
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爲什麼外語能夠豐富寫作，不過在這裏不能多說。但是可以提到一個作家看原文的重要性，翻成中文的外國作品不是原文，區別很大。另外，誰會外語，誰會從另外一個語言系統和文化系統看自己的語言水平等。從國際文壇來看，中國當代作家語言水平一般來說是有問題的。
南都週刊：不少作家提出，外語對他們並不成爲問題，比如殘雪自己就可以翻譯英文作品。您的批評是不是針對您所接觸的部分作家？而不是中國當代作家的整體狀況呢？
顧彬：連很長時間住在國外的中國作家也不一定會說好的英文。好的英文是非常複雜的。當然也有例外的。
南都週刊：有受訪者直接說，漢學家都不真正懂中國文學，他們只是懂漢語。
顧彬：如果有道理的話，那麼我們德國人也可以問，搞日耳曼文學的中國學者他們也只懂德文，不懂德國文學嗎？
南都週刊：作家殘雪認爲，大部分漢學家都沒有搞文學的天分。一般是搞不好其他專業就來搞文學了，這裏好混。這樣的人佔絕大多數。
顧彬：殘雪瞭解外國漢學界嗎？宇文所安是一個了不起的美國漢學家，恐怕在研究中國古代詩歌方面上連一箇中國學者也沒辦法跟他比。
南都週刊：從這次國內作家的反應來看，他們的文化自信心似乎都挺強的。並不像你說的“看不起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正是中國人自己”？
顧彬：一般來說是這樣的，如果我跟一箇中國作家在一起，他——肯定是男的，不會是女的——會罵所有其他的中國作家，最後留下來的唯一一個他不罵的作家是他自己！
南都週刊：有作家質疑，你是否閱讀當代優秀文學作品不夠多，所以對當代文學的認識比較片面。因爲你只是提到了衛慧、棉棉這些作家。而那些優秀的作家，比如王安憶、陳忠實、莫言、韓少功、李銳等，你都沒有提及。
顧彬：我是從1974年開始研究和翻譯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你提到的當代作家我基本上都看過，翻譯過，寫過評論或者介紹過他們的書等。
南都週刊：詩人黃燦然說有些中國作家現在在國內的聲音已非常清晰了，但他要突破漢學家們的音障，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問題是否如作家們所言，您有時候對中國作家的聲音視而不見？
顧彬：中國作家缺少的是英文說的Public Spirit，德文說的Zivilcourage(大致意思爲公共精神，不怕自身受到損害而堅持正義的社會責任感——編者注)。
南都週刊：聽到中國作家的這些話是什麼感覺？有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反應？
顧彬：我最近跟德國之聲進行訪問的時候，我才說了我早在2004年在上海，2006年在北京就公開說過的話。當時沒有人特別注意到我的看法。爲什麼現在什麼都不一樣，我根本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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