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作爲我們黨和國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親歷了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許多重大事件，是新中國開國曆史的見證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週年即將到來之際，他回答了本刊記者夏莉娜和《百年潮》記者的提問。他的精闢見解，爲我們瞭解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初期的那段歷史提供了清晰的脈絡和深刻的啓示，也更堅定了我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決心。我們向薄老致以深深的敬意，並祝他老人家健康長壽!———編者
見證新中國民主法制建設的曙光
———薄一波答《中國人大》、《百年潮》記者問
問：薄老，您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至今已爲黨奮鬥了近80年。您曾親身經歷了新中國的籌備過程，是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成員，1954年又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年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50週年，請您談談當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是如何確立國體和政體的。
答：關於國體和政體問題，是毛主席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重要內容。早在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1945年召開黨的七大，他在政治報告中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爲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
隨着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並取得節節勝利，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五一節口號，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代表人士熱烈響應。同年9月，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我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決定了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戰略計劃。毛主席在會上又一次闡述了國體和政體問題。他說：“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臭了。在中國採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這樣，在新中國建立的前一年，毛主席就從理論上更加明確地揭示了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爲組建新中國的人民政權指明瞭正確方向，並且採取了相應的政策措施。
問：在籌組中央人民政府的過程中，華北解放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經少奇同志提議，黨中央批准，將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大解放區合併，形成統一的華北解放區。當時中央的指導思想是以華北爲基礎，實現從華北走向全國的戰略任務。您曾作爲第二書記主持華北局的工作，並擔任華北軍區政委、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請問您在當時是怎樣貫徹中央的戰略意圖，推動華北區人民政權建設的？
答：1948年，全國勝利在望。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將晉冀魯豫、晉察冀兩大解放區合併，形成統一的華北解放區，成立中共中央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5月9日，中央發出正式通知，華北局由劉少奇兼任第一書記，薄一波、聶榮臻任第二、第三書記。當時，少奇同志對我說“掛個名”可以，工作還是你來做。華北軍區由聶榮臻任司令員，薄一波任政治委員。5月20日，華北局舉行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劉少奇同志到會講話，他說：“毛主席提出把戰爭引向蔣管區，建立華北局同這個部署有關係。今後華北的方針是建設，它的工作帶有全國意義。”這表明中央對華北局是委以重任的，就是要做好進城的準備，以華北解放區的建設爲基礎，組建中央人民政府。這是整個戰略決策的重要一環。
華北局成立後，我們立即根據中央的戰略部署，制定各項具體政策和工作計劃，一方面動員人力物力支援前線，一方面進行了政權建設。華北區的建政工作有一個過程。我們首先按照中央決定召開晉冀魯豫、晉察冀兩邊區參議會駐會參議員聯席會議，由聯席會議提出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1948年8月，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在石家莊召開，由這次大會選舉產生了華北人民政府委員會。9月，華北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董必武爲主席，薄一波、藍公武、楊秀峯爲副主席。中央指定我爲政府黨組書記。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後，把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爲黨和政府聯繫人民羣衆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凡3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迅速召開各屆代表會議。會議一般都以當前的中心工作爲議題，解決一兩個廣大羣衆迫切關心的問題，會後，代表要向所在單位報告傳達。1949年10月29日，我把華北各城市各界代表會議的主要經驗寫成書面報告送交毛主席。第二天，毛主席就批轉了這個報告，認爲“寫得清楚明確，可爲一切各界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會議所取法。”並要求印發給全黨幹部研究，要用電報發給各級黨委，引起全黨幹部的注意。同時要求各地總結自己在這一重大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報告中央。
1948年11月8日，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把接管平、津的任務交給華北局。同時還決定，在北平解放後，由我先行去北平，爲黨中央機關進駐北平打前站。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是在隨後第三天進城的，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也搬到北平。接管平津和其他大城市，標誌着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的順利轉移。接管工作龐大而艱鉅，我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積極開展各方面的工作。在實行軍事管制，恢復和維持社會秩序的同時，努力發動和組織各界羣衆，推進民主建政工作。1949年8月13日，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毛主席親自到會並講話，祝賀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的成功，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繫，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克服困難，從而爲召集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準備條件。他還明確指出，“一俟條件成熟，現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爲全市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市政府。”從1949年到1952年，在全國範圍內形成的一個民主建政的高潮，基本上都是採取這樣一種模式。
問：組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標誌。您當時親歷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共同綱領》的制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產生。請您講講這一段的歷史情況。
答：進入1949年，建國的問題已經提到中央的議事日程上來了。3月初，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研究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問題。我沒有參加這次會議，而是奉命留在北平，負責接待從東北來的各民主黨派的民主人士，佈置黨中央機關進駐北平的準備工作。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黨反動政權被推翻。6月，在北平召開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成立以毛澤東爲主任的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擬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開籌建新中國政權的工作。我被中央指定爲新政協籌備會黨組幹事會成員，參與起草《共同綱領》。同時，我還協助周恩來同志，以華北人民政府爲基礎，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
這一時期的建政工作做得很好。今天來看，仍有許多經驗值得記取。我印象深刻的有兩條：
一是《共同綱領》適合中國國情。1949年9月下旬通過的《共同綱領》，是新中國的建國、施政綱領。在憲法出來以前，它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共同綱領》一方面規定新中國的政權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同時又指出它要團結各民主階級，包括資產階級；它的經濟構成是國有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共同綱領》中沒有寫社會主義，也沒有寫“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這不是疏忽，相反，它是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的，表明我們黨當時確實真心誠意地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抉擇。
二是醞釀組成中央人民政府時，充分考慮到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問題，並把它作爲一項基本政策。1949年初，黨中央和毛主席考慮聯合政府的組成時，曾設想過在聯合政府中，中共與進步分子合爲三分之二，中間與右翼佔三分之一。在前往北平的途中，毛主席又交代周恩來同志：對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裏安排職務。由於中央人民政府是以華北人民政府爲基礎組建的，中央還交代我：在安排民主人士方面，要多做一些工作。因此，當時我們在工作中，對中央的這一思想貫徹得十分認真。在建國後不幾天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我提了一條建議：“政務院的總理、副總理如果清一色都是我們黨的同志，不符合《共同綱領》的精神，應該提一位民主人士當副總理。”毛主席和周總理當即表示贊成。毛主席問，“你看誰合適？”我提出黃炎培先生，毛主席點點頭。對傅作義的安排，毛主席特別關心。原準備安排他和程潛、張治中、龍雲等原國民黨將領參加國防委員會，毛主席說：“對傅作義這樣安排不夠，因爲傅作義的功勞比這些人要大。如果傅作義決定死守北平城，我們今天就不能有這個北平城了，也不能在這樣的地方開會了。傅作義立了大功，一定要給他安排一個部長。”後來中央讓我和傅作義談，他表示在綏遠時，曾在興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過一些事，有興趣當水利部長。我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彙報了傅作義的意見，並建議由當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李葆華同志爲水利部副部長。毛主席同意了。我們很尊重傅作義先生，在醞釀水利部領導班子時，請他推薦人選。毛主席說：“凡是傅提的人我們都要用。”傅作義推薦了兩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張含英，原國民黨治理黃河委員會的專家；一位是劉瑤章，原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和北平市長。這兩個人我們都用了。張含英當了水利部副部長，劉瑤章當了水利部辦公廳主任。由於我們正確地貫徹《共同綱領》精神，組建政務院的工作進展順利。4位副總理，黨外人士佔兩位；20位政務院領導成員，黨外人士佔11位(1950年4月增加李富春爲政務院委員)；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正職中民主人士佔15位。10月20日，周總理召開了第一次政務院會議，宣告政務院成立。那時，黨內黨外，和衷共濟，真可謂政通人和。今天，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具體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但是，走民主協商、民主建政之路，則是歷史的必然。
問：今年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50週年。您是當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委員會中唯一健在的委員，您還曾當選第一至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對於首屆全國人代會召開的盛況，您一定是印象深刻，記憶猶新吧？
答：是的。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舉，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領導人民恢復經濟，一方面仍在向前推進民主建政的工作。1950年6月，毛主席在七屆三中全會向全黨全國提出“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中心任務，同時指出：“必須認真地開好足以團結各界人民共同進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應交人民代表會議討論，並作出決定。必須使出席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們有充分的發言權，任何壓制人民代表發言的行動都是錯誤的。”
經過三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我們已經獲得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條件。1953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提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決議，宣佈現在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具備，決定於1953年召開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此後，我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研究、起草工作。1954年初，憲法草案初稿出來後，中央組織各方面的代表人士8000多人進行討論。從3月到6月的近三個月時間裏，反覆討論，反覆修改，廣泛聽取意見。在6月14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毛主席到會講話，對憲法的性質、原則進一步作了闡述。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4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並決定正式提交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這是一次有1211名代表出席的盛會(代表總數1226名，因病、因事請假15人)。我作爲首屆全國人大代表出席了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問題的發言。大會通過了作爲國家根本大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革命鬥爭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建國以來新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憲法對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作了更爲明確的表述。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從而確立了新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大會選舉了共和國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決定了國務院總理。這次大會通過的憲法及其他法律，具有開創性和我們自己的特色，爲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礎。這一段經歷確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任務已經結束。1954年12月，人民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明確指出，人民政協作爲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仍然需要存在。它將繼續發揮廣泛團結全國人民，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作用。
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走過了50年曆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您對共和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有什麼看法？
答：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始終是我們黨的努力方向。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其中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何完善？人們已經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見。我想，有兩條是基本的：一是要保證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行職能，保證立法和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二是要大力加強人大的監督職能。我感到，同立法工作相比，監督工作還是一個薄弱環節，需要特別注意從制度和方法上改進和加強。監督要圍繞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重大問題和人民羣衆普遍關心、社會反映強烈的重大問題依法進行，要使各級政府、幹部都要受到監督和制約，不敢懈怠。如此堅持下去，一個文明、民主、富強的中國會出現在世界人民面前。回顧共和國走過的曲折歷程，1957年以後在民主法制問題上的歷史教訓，千萬不能忘記。我記得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曾提到一些破壞民主法制的例子。比如，不僅經過中央工作會議集體討論對經濟形勢做出的分析，可以作爲“黑暗風”加以批判，人代會、黨代會可以隨意推遲，而且經過黨代會、全國人代會選出的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也可以隨便打倒。這裏的教訓，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所以，我非常同意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所講的，“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爲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是對歷史經驗深刻的科學總結，非常重要。在今天，我們在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切實研究解決對領導人的監督機制和民主的制度化、法津化問題。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中不斷地去研究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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