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有文藝工作者、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共100多人蔘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對後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抗戰爆發後，全國各地大批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他們運用美術、舞蹈、音樂、戲劇等各種形式，熱情謳歌抗日根據地的對敵鬥爭，創作了一批優秀作品，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抗日鬥爭。
但是，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陝甘寧邊區的文藝界，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些人主張藝術脫離政治，藝術高於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認爲這些會妨礙創作。因此，一些作品要麼脫離實際、脫離羣衆，要麼就是所謂“暴露”文藝。一些羣衆看不懂、脫離根據地現實、甚至不適應抗戰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藝界也時常出現。同時，文藝界長期積累的宗派主義等問題也帶到了根據地。
爲了糾正文藝界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解決文藝爲什麼人服務的問題，毛澤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調查研究，深入瞭解情況，爲開好文藝座談會做了充分準備。
座談會於5月2日、16日和23日共舉行過三次全體大會，討論得十分熱烈，在充滿民主的氣氛中，先後有幾十位作家發言。毛澤東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他一面仔細聽大家發言，一面認真做筆記。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首先作了“引言”的發言。在5月23日最後一次大會上，毛澤東又作了“結論”的總結髮言。
面對文藝界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種種問題，毛澤東高屋建瓴，抓住問題的核心和實質，不糾纏具體問題，不就事論事。他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爲羣衆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爲羣衆的問題。文藝“爲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爲人民大衆的，首先是爲工農兵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他希望文藝工作者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克服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羣衆等等的缺點，創作出爲人民大衆歡迎的優秀作品。
在如何爲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上，毛澤東着重談了普及和提高的關係。他認爲：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爲迫切。“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這就需要解決向工農兵學習的問題，和新的時代相結合的問題。
關於文藝批評，毛澤東說：我們要求的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會後，毛澤東將兩次講話整理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這篇著名的《講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明確提出了文藝爲人民大衆首先是爲工農服務的方向，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不僅對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也是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文藝運動的發展。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按照講話的精神，堅持文藝爲人民大衆、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創作出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廣大羣衆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比如，戲劇方面魯藝的大型新歌劇《白毛女》，以及1943年春節開始的“新秧歌”運動中的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平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等；小說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以及歐陽山的《高幹大》，等等。這些文藝作品爲堅持抗戰，爲創造“民主的科學的大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