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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和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簡稱SFDA)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以受賄罪判處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有期徒刑5年。
郝並非藥監局裏孤獨的落馬者，2005年，隨着“看病難，看病貴”的民生難題開始提上中央政府着重解決的議程，SFDA也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先是2004年夏天，國務院免除了國家藥監局第一任局長鄭筱萸的職務。2005年春天，藥品註冊司原司長曹文莊落馬。隨後2005年7月8日，下班後已回到家中的郝和平接到單位領導電話，稱有緊急工作協商。郝和平趕往單位，在辦公室內等待他的是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的辦案人員，當場，檢察官宣佈郝和平因涉嫌受賄被正式刑事拘留。
2006年12月28日，已經卸任一年半的鄭筱萸，因涉嫌收受賄賂，被中紀委“雙規”。曹文莊曾任鄭的祕書。
三宗罪
郝和平的犯罪很不新鮮，甚至很低級，兩口子全部受賄總數不超過100萬元，卻得到了總數20年的徒刑。這個數額比起那些動輒受賄數百萬、數千萬元的貪官，相對還是較少的。
58歲的郝和平作爲涉嫌商業受賄的政府官員，他的落馬不僅僅是爲“59歲現象”作了一個新證，更多意義上是揭開了醫療器械市場的潛規則，“官員傍大款”引發了人們對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失靈的深深擔憂。
根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郝和平的犯罪主要有三項，第一項是夥同妻子付玉清，以房屋裝修爲名，向山東某醫療器械公司總經理陳某索要賄賂20萬元。
對於這項指控，郝和平沒有提出任何異議。郝和平和陳某有20多年的交情，郝和平大學畢業在衛生部醫療器械局任普通幹部時，陳的公司也剛剛起家。從那個時候開始，郝經常給他們做一些技術指導。爲了表達對他的感激，陳對他說過多次：“你有什麼經濟困難就提出來，我來辦！”
在20多年的交往中，兩人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並沒有金錢來往。直到2004年初，爲了表示對郝和平的感謝，陳某邀請郝和愛人付玉清到山東威海度假，兩人的交往才發生了質的變化。
郝和愛人在威海住了兩天。臨行前，付玉清在酒桌上有意無意提及兒子買的房子還沒有裝修。陳某連忙問：“需要多少錢？”郝沒說話，付玉清說：“大概需要20萬。”“你們回北京開一個賬戶，把賬號告訴我，我再把錢給你匯過去。”陳某非常豪爽。
因爲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加上自己再有幾年就該面臨退休了，這20萬元郝和平覺得拿得沒什麼不妥。第二天，郝和妻子回到了北京。第三天，付玉清在北京農行以自己的名義開了一個賬戶，並且把銀行賬號告訴了陳。陳當即讓公司會計取出20萬元現金打入付開立的賬戶。
如果郝和平跟陳某是老交情，尚有感情因素在裏面，可對於第二項指控，郝就不好辯解了。檢察院指控郝和平利用負責醫療器械產品審批的職務便利，爲浙江、上海、陝西、廣東等醫療器械公司申請的醫療器械產品獲得批准生產提供幫助，收受上述公司給予的價值26萬元的廣州本田雅閣牌轎車和價值50多萬元的高爾夫俱樂部旅遊會籍卡、會員卡3張。
郝和平有一個非常時尚的愛好，打高爾夫球。當然，在今天的中國，打高爾夫是一種“奢侈運動”。正是這個愛好，在郝和平的受賄數額中佔半數還多。前面提到的裝修房子和本田車的受賄總數是46萬元，而郝和平受賄的3張高爾夫會員卡卻超過了50萬元。
昂貴的價錢難不倒郝和平，他捨不得拿自己的工資去打球，只好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換”了。郝對高爾夫的愛好超乎尋常，他不但像打車一樣打着飛機到全國各地去打高爾夫，更是專門找最高檔的球場去打。爲此他還經常詢問他的球友哪裏的球場最好，只要發現一家他滿意的球場，他就會找求他審批的醫療器械公司老總們要一張會員卡。
郝和平的第三項罪名是廣州某公司一個叫王偉的人給他帶來的。郝曾經給廣州某公司幫忙，該公司的王偉爲感謝他，就弄了氣手槍4支、轉輪氣手槍1支和一些子彈“送給郝司長玩玩”。王當時說是仿真玩具槍，郝幾乎連看都沒看就收了起來。但案發後經鑑定，5支槍都具有殺傷力，郝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後來他在法庭上一直委屈地說，自己不知道我國的槍支管理規定。
高收入家庭
在藥監局，郝和平是一個“極爲平易近人”的司長。58歲的他1974年畢業於昆明工業學院機械設計與製造專業，同年到國家衛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起在國家醫藥管理局工作。自1998年藥監局成立，他就擔任醫療器械司首任司長。這個當了7年司長的高官穿着樸素、熱衷於學術研究，主持編寫了多部圖書。此外，郝還在首都醫科大學兼任碩士生導師。
郝在醫療器械司工作了25年，在醫療器械市場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從其個人經濟狀況看，他在國內屬於高收入家庭，本不該爲了幾十萬元走上犯罪道路。
郝的妻子付玉清曾在國藥集團聯合醫療器械有限責任公司擔任行政部主任，正常的工資收入不在郝之下。郝曾經買過3處住房，僅僅這3套住房，按現在的市場價格至少在400萬元以上。此外，他還有相當數額的家庭存款。
新華社記者李京華曾經給郝和平夫妻的財產算過一筆賬，郝家庭收入大致如下：一是夫妻雙方的工資及補助。郝年收入6萬元左右，付年收入10萬元左右；二是購買股票掙的錢，大約上百萬元；三是在首都醫科大學授課以及出書、發表文章的收入。郝在首都醫科大學帶本科生和研究生，首都醫大每月給2500元，3年下來有八九萬元。帶研究生研究課題，每月有1000元~2000元的勞務費，3年下來大約有二三萬元。出版圖書、發表文章、參與編寫教材，這部分的收入累計下來共有5萬多元；四是參加一些論證會、諮詢會以及講課的收入也有三四十萬元。
如此算下來，郝不管正常的還是帶有灰色的各項收入，他的家產早已達數百萬元，的確不值得爲幾十萬元折戟沉沙。
審批權力之下的關係經濟
從受賄數額來說，相對於郝和平的絕對權力，他的胃口不算太大。家財萬貫的郝和平爲了不到100萬元喪失自由，這麼不划算的事他還是幹了，而且幹得相當低級。爲什麼？或許不乏退休之前撈一把的心理，但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就是郝和平的絕對權力，他根本不用自己開口，就會有人大把大把地給他送錢。在這種“權錢交易”的潛規則之下，郝和平不受賄反而顯得與別人格格不入了。所以，他不但受賄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
政府行爲的市場化和企業化，是這個潛規則的構成要素之一。有的政府機構直接或者間接參與贏利性經營活動，用行政權力牟取部門或個人利益，部分官員打着“爲企業辦實事”的幌子介入企業活動，從中收費甚至受賄，最後演化成“官商結合、權錢交易”，導致了政府機構功能的失靈。
一名醫療界的業內人士說：“醫療器械產品要想暢通，不僅要打通醫院，還要把監管部門奉若神明，工商局、衛生局、稅務局、藥監局，一個都不能少，尤其是藥監局。”
醫療行業可以謀取暴利，幾乎是衆所周知的事實，那麼，不遺餘力打通審批關節，毫無疑問是獲得暴利的“敲門磚”，郝和平就是被這些“敲門磚”拍下馬的。這種把官員和商人捆綁在一條利益線上的“潛規則”，導致“官商一家”的腐敗行爲，就是在“審批”的絕對權力之下形成的一種關係經濟。
從1998年開始，政府不斷將權力歸集給SFDA。原國家經濟委員會下屬的國家醫藥管理局、衛生部的藥政管理局被合併，再吸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中藥的監管職能，組成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使之成爲國務院直屬的主管藥品監督的行政執法機構。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又將食品、保健品和化妝品審批、監管職能從衛生部剝離，組建成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除了組織架構， SFDA也被賦予了多方面生殺予奪的權力，從藥廠設立到藥物的試驗、註冊、生產、經營、流通，以及藥品行業標準的制訂，醫療器械產品的審批，都具有無上權威。但與此同時，中國目前還沒有一部針對SFDA自身約束和監管的專門法令。因此，有人認爲，這使SFDA無形中成爲受人指責的“藥業股東”，靠出讓權力獲取巨大的利益分成。
至此，誰來監管監管者這個經典命題再次擺在人們面前。郝和平的故事只是重複了那個老調：迷失在絕對權力之中的人，其行爲已經無法用算經濟賬來解釋，因爲他們似乎感覺不到有風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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