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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農民工“打敗”周立太？
一方面打贏官司的農民工拖欠律師費，另一方面，又不斷有農民工登門求助，這種強烈的反差常常讓周立太處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痛苦掙扎中，面對一個個滿懷希望的弱者，“幫還是不幫”讓人難以抉擇。
周立太說，我因幫民工打官司維權“出名”，而現在卻又不得不改變自己以往的規則和做法，可以說我是被農民工中不講誠信的人“打敗”了。這些年收不到律師費留下許多教訓，我覺得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不能無條件地同情弱者，即使幫助他們也得遵守一定的規則。現在我已經很無奈，要麼先收當事人一筆錢，至少保證辦案成本不要自己貼，要麼一拿到賠款我就主動起訴農民工，申請財產保全，以保證我能如數拿到律師費。
不少律師認爲，農民工“失信”不僅導致律師利益受損，也使農民工“後來者”利益受損。本來，現在律師就熱衷於開展“法律顧問”等非訴訟業務，願意代理農民工案件的律師相當少，農民工“失信”只會更加惡化農民工維權環境，實際上減少了農民工維權的渠道，大量的農民工案件也許只有尋求法律援助這一條道路了。但是，由於經費由政府負擔，法律援助中心決定受理的援助案件多數是本地發生的案件，如果跨地域辦理，其經費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同時，並不是所有的農民工都符合法律援助的條件。
在維權門檻較高的情況下，部分農民工不得已選擇一些非常的手段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嚐到甜頭的這部分民工，現在已經專職從事着爲其他需要維護權益的民工提供幫助的工作。他們採取的措施並不是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由有此經驗的人帶頭聚集人員，採取鬧事、堵塞交通等過激方式。一些部門爲了息事寧人，往往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責令有關單位限期處理糾紛。在農民工看來，這種方式似乎比請律師打官司更奏效，更能解決問題，農民工最需要的是結果，於是紛紛效仿，甚至有人竟發展到公開掛牌、對外印發名片招攬業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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