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這封信寫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第一次刊印於一九四九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這封信提出瞭如何在文藝思想戰線上進行鬥爭的重要的原則，對於我們是有很大的現實的教育意義的。
比爾——別洛採爾科夫斯基同志：
信寫得太遲了。但是遲了總比不寫好些。
(一)我認爲在文藝方面(也就是說，在戲劇方面)提出“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的問題是不正確的。“右傾分子”或“左傾分子”的概念現在在我國是黨的概念，嚴格講來，是黨內的概念。“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這是離開真正黨的路線而偏到這邊或那邊的人們。因此，如果把這些概念應用於像文藝、戲劇等等這樣非常的和無比廣大的領域，那就奇怪了。這些概念倒可以應用於黨的(共產主義的)某一文藝小組。在這種小組裏可以有“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但是把這些概念應用於在當前發展階段上的文藝，而其中又有各種各樣的派別，直到反蘇維埃的和簡直是反革命的派別爲止——那就是把一切概念倒置起來。最正確的就是在文藝領域裏應用屬於階級一類的概念，甚至於運用“蘇維埃的”、“反蘇維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
(二)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我不能把《哥洛萬諾夫主義》(注)算作“右傾的”或“左傾的”危險，——它是在黨內派別範圍以外。《哥洛萬諾夫主義》是屬於反蘇維埃一類的現象。當然，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哥洛萬諾夫自己不能改正過來，他不能擺脫自己的錯誤；甚至當他甘願與自己的錯誤訣別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追究和處罰他，我們也必須這樣地強迫他出國。
或者，例如，布爾加可夫的《逃亡》，也不能算作“左傾”或“右傾”危險的表現。《逃亡》是表現企圖引起對某些反蘇維埃的僑民階層的可憐，即使不是同情，——因此，這是企圖辯護或半辯護白黨的勾當。《逃亡》像現在這個樣子是反蘇維埃的現象。
然而我完全不反對上演《逃亡》，如果布爾加可夫給自己的八個夢再加上一兩個夢，在這一兩個夢裏描寫蘇聯國內戰爭內在的社會動力，使觀衆能瞭解所有這些特別“忠誠的”雪拉芬英和各種各樣的大學講師被趕出俄國並不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一時高興，而是因爲他們(不管他們如何“忠誠”)以前騎在人民的脖子上，布爾什維克把這些擁護剝削的“忠誠的”的人們趕了出去，是實現工農羣衆的意志，因此做得完全正確。
(三)爲什麼布爾加可夫的劇本這樣多次地上演呢？也許因爲我們自己的適於上演的劇本太少了。在沒有劇本的時候，甚至《土爾平們的日子》——也是一個劇本。當然，“批評”和要求禁止非無產階級的文學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認爲就是最好的。問題不在於禁止，而在於用競賽的方式，用創造能夠取而代之的、真正的、有趣的、富於藝術性的、具有蘇維埃性質的劇本，去一步一步地把新的和舊的非無產階級的低劣作品從舞臺上驅逐出去。而競賽是一件巨大而嚴重的事情，因爲只有在競賽情況下才能夠達到我們無產階級文藝的形成和結晶化。
至於說到《土爾平們的日子》這個劇本，它並不是那樣壞，因爲它給我們的益處比害處多些。不要忘記：這個劇本留給觀衆的主要印象是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印象：“如果甚至像土爾平們那樣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事業完全失敗了，放下武器，向人民的意志低頭，——那末，可見布爾什維克是不可戰勝的，任何人對於他們、對於布爾什維克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土爾平們的日子》是布爾什維主義戰無不勝的力量的示威。
當然，作者對這種示威是一點“罪過”也沒有的。但是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四)的確，斯維傑爾斯基常常搞出最不可思議的錯誤和歪曲行爲來。但是，的確，戲劇上演委員會在自己的工作中所搞出的錯誤也不少，雖然是在另一方面。請回憶一下《紫紅色的島》、《兩個對手的陰謀》以及這類低劣作品，它們不知道爲什麼竟被戲劇上演委員會很樂意地通過給真正資產階級的卡梅爾奈戲院上演呢。
(五)至於說到關於“自由主義”的“傳聞”，那末最好是不講吧，——讓莫斯科的老闆太太們去從事“傳聞”吧。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注)《哥洛萬諾夫主義》是表現在某一部分戲劇工作人員之企圖把舊的資產階級的風習和工作方法搬到蘇維埃劇院裏來。在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大劇院”的一羣演員以樂隊指揮哥洛萬諾夫爲首反對革新和創造適合於廣大羣衆巨大要求和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新的戲劇上演節目。這一羣人與戲院全體工作人員對立起來，拒絕提拔新的演員人材。黨所採取的關於改造蘇維埃劇院工作的措施，保障了克服《哥洛萬諾夫主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編輯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