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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八，爲何稅外還要收費
稅外收費，不知世界上有幾個國家祭此高招兒？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估算，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年收費總收入約爲8000億元。這個說法遭到許多人的質疑。但《2005年中國經濟普查年鑑》公佈後，大家不說話了。《年鑑》顯示：2004年內地工商、質檢、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門年收費爲9367.67億元，加上法院和檢察院所收356億元，共達9723.67億元。
在現行財政體制中，除預算內撥款外，還有自籌資金制度，比如政府要建一個大樓，財政只給1000萬元，缺口自己去補；或要成立一個機構，財政不給錢，自己去搞。
這些只給政策不給錢的“獨立團”大多具有執法權力，於是權力商業化了，爲了錢把權力用到極致。
燃油稅遲遲不能替代養路費，27萬公路收費員的安置是難題之一，有的收費員月薪達8000元，全世界有收費公路14萬公里，而中國內地就有10萬公里。
不要以爲公衆不在乎這些許收費。4月1日，訴訟費降低，許多法院立案量猛增，南京法院共立案700多件，是平日的兩倍。
其九，何時才能看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前面已經聒噪了8個爲什麼，但還有一個樸素然而更爲宏大的爲什麼，就是，政府爲什麼要收稅？稅收是越多越好嗎？
兩個事實值得注意：近年中國銀行儲蓄中，政府和企業存款的比例在不斷提高，而居民個人儲蓄比例在持續下降，目前只佔儲蓄總額的30%多。此其一。從1997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82.6%，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長了40.5%。此其二。
過高的稅負不僅使民衆生活不容易，還會削弱他們的創富熱情。近年由沿海發起來並蔓延到全國大城市的投資移民中介機構一路高歌猛進地壯大，電梯裏都有他們的廣告。這個行業的主要職能就是把中國最富裕的階層連人帶家搬出去。富人爲什麼要搬走？
12萬元申報制度不是針對富人的，它網住的是範圍更廣的中等收入人羣。而富人的生長大多要經過中等收入過程，中等收入人羣是富人的預科。
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認爲：中等收入人羣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未來穩定和發展的主要力量，儘快培育一個比重不斷增大的中等收入人羣，是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
什麼樣的計劃對於一個國家纔是最重要的？
1953年日本的GDP已經達到了二戰前的水平，但社會並未就此穩定，產品積壓，失業增加，勞資關係緊張。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宣佈啓動爲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採取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措施。結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2倍。此後，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形象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像換了個國家一樣”。
中國各個部門都已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稅務部門也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比如到2010年收繳稅收若干。但是不是也該有個部門來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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