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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戰爭，然後是四年的動盪、衝突，漸漸地，連直視恐懼與死亡也成了生活與工作中的一部分，不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還在這裏堅持着。它也因此成爲伊拉克、成爲戰爭與和平鮮活的見證。2007年4月，美軍佔領巴格達四週年之際，本報專訪了ICRC駐伊拉克代表娜達·杜瑪尼。
1999年加入ICRC的娜達，似乎與伊拉克有着不解之緣，她曾兩次被派駐伊拉克。
南方週末：你爲什麼會去伊拉克呢？你的家人不會爲你擔心嗎？
娜達：在ICRC，你無法選擇在哪裏工作。ICRC只管把合適的人派到能發揮他們作用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1999年，當時這個國家還很安全。2003年，也就是美伊戰爭後，情況複雜起來，危險與日俱增。2003年10月27日，我們駐巴格達的辦公室就遭到炸彈襲擊，我的兩個同事以及10名路人遇難。不過，就安全而言，伊拉克當時的總體情勢並不比今天更糟。
我現在去伊拉克往往只是短暫停留。一般而言，我會避免跟家人提到這些。我想，他們也不會有機會看到你們的報紙。
對我而言，伊拉克並不僅僅是一個充滿恐懼、苦難的地方。那裏還有迷人的人民，以及植根於這片土地的文明，還有許多了不起的人，他們友善而彬彬有禮。那裏誕生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它曾給這個世界貢獻良多。
南方週末：還記得第一次進入伊拉克時的感受嗎？後來去伊拉克的感受呢？
娜達：1999年第一次到巴格達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雄偉的建築，嫵媚的都市，還有底格里斯河兩岸美麗的風光。我的腦海裏充斥着《一千零一夜》的傳奇，它們正如我期待的那樣漂亮。
2003年再一次來到伊拉克時，眼前的變化卻讓人有些不知所措：硝煙與戰爭的殘跡佈滿了建築的表面；人們的行爲也改變了，或者說，他們是在適應新的生活方式；網吧如同雨後春筍；衛星天線也豎起來了，外國記者遍佈各地。這在以前根本無法想象。後來，暴力、犯罪、軍事行動以及綁架充斥大街小巷，巴格達變成了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
南方週末：去伊拉克之前，你都爲未來的工作做了哪些準備呢？
娜達：除了翻了翻最新的動態，坦率地說，基本上什麼也沒準備。
南方週末：能介紹一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伊拉克的情況嗎？
娜達： 1980年以來，ICRC就一直呆在這裏。2003年10月，駐巴格達辦公室遇襲後，我們減少了在巴格達和巴士拉的工作人員，縮減了行動規模。2005年1月一名工作人員遇難後，再一次採取了限制措施。
不過，我們正慢慢重新擴展在伊拉克的行動——在許多地方建立了辦事處；2007年的預算達到了約48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於援助平民。目前，有超過500名工作人員在伊拉克工作，其中大多數屬於長期僱員。這清楚地展現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決心爲伊拉克人民提供幫助的承諾。
南方週末：那麼，你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娜達：我的工作就是保證ICRC作爲一個人道、公正、中立、獨立的組織在伊拉克的存在。讓公衆，以及我們的對話者最大程度地瞭解ICRC的信條——我們如何開展工作以及我們都做些什麼(援助平民，探視被囚禁者等等)。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扮演其他的角色，比如喚起世界對人道問題的關注，再比如在一定意義上，成爲那些“無聲者”的喉舌。所以，我的工作還包括收集有關人道形勢的一般信息，並對ICRC的反應和行動做出說明。
南方週末：你需要同那些美國所說的“恐怖分子”打交道嗎？
娜達：與武裝組織談判並非我的工作。不過對ICRC而言，同不同派別打交道的工作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能夠接近需要幫助的人並被他們所接受，而地方派別不管其信仰和政治取向，他們在當地都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同他們打交道當然會有助於我們的工作。
南方週末：在伊拉克，最困難的是什麼？
娜達：最難的是無法對人們的需要和期望做出迴應。現實常常超出你的控制和能力。伊拉克的需求是巨大的，即使是像ICRC這樣組織有序、擁有行動能力的國際機構也無法滿足這裏的所有需要。
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的照片引發了公開的醜聞，那是我個人感到困難的時候。作爲ICRC的發言人，我必須向人們解釋爲什麼我們探視那些被囚禁的人，卻沒有把他們的實際情況公之於衆。對於公衆來說，他們很難理解爲此保密的目的，有時候雙邊協商要比公開譴責更有效。
南方週末：在伊拉克，你是否曾感到焦慮、悲傷或者無助？
娜達：我的確感到悲傷，伊拉克正在發生的一切深深觸動了我。但我從沒有感到絕望。否則，我也許就不會在ICRC工作了。儘管許多人連最基本的需求都無法滿足，但我始終堅信這一點，這裏將會重新獲得安全，這裏的人民能夠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南方週末：你覺得，美國能在重建伊拉克和平與秩序方面取得成功嗎？
娜達：我的身份並不適合對此加以評論。我只是希望伊拉克人能夠享受和平與安全，經過這麼多年衝突、制裁與戰爭之後，他們應該擁有體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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