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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萌：之所以我念到這幾個形形色色的案子，就是覺得這類的法律認定似乎跟其它的不一樣，它變數太多，細節太不一樣了。
黃樂平：比較特殊。
李小萌：對律師提出來的要求是什麼呢？
黃樂平：要求律師有更強的業務能力，就是對於這個法律的理解，不只是限於字面上，應該有法理上和學理上的認知。
李小萌：對於大多數人，我們想如果做到未雨綢繆，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一些基本的做事方式，防止在發生工傷事故的時候缺乏物證，缺乏證明，首先要具備什麼？
黃樂平：職工發生工傷，第一點要求，比如說工資條、工作服、胸卡，實在這些都沒有，如果有跟你一起上班的工友的證言也可以證明你和企業之間有勞動關係。你要想到的是你和單位之間有沒有可以證明你和單位之間有勞動關係的證明。另外一個你要想辦法能夠證明你發生的工傷事故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爲工作原因發生的，這兩點對於認定工傷是至關重要的。
李小萌：就是說勞動合同一方面，還有像你剛纔說的，胸牌、勞動服裝都可以作爲證明。怎麼樣證明你是在勞動時間、勞動地點因爲工作而受傷的，這能舉出什麼樣的證明呢？
黃樂平：一個就是說可以直接找單位，如果單位不認可，就得找工友，或者是在最快的時間之內通知當地的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他們有責任對安全生產事故做一個調查處理，他們出具的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對於證明你是工傷事故也是有很強的證明效力的。
李小萌：在第一時間去要求相關的部門來認定和拖了十天、半個月以後質的區別是什麼？
黃樂平：因爲在第一時間調查，就是明擺着的事實，一般來說，單位或者當時的工友否認這樣情況的可能性會比較小。
李小萌：他沒有時間去週轉、周旋。
黃樂平：對。
李小萌：你講到說，越是影響力大的企業越有可能想盡辦法來阻撓這個賠償的進行，一般來講企業想盡辦法去阻撓，應該不僅僅是爲了怕賠那些錢吧？他擔心的還有些什麼呢？
黃樂平：如果職工發生工傷，第一點，只要上報，它第二年的工傷保險繳費的費率會提高，這個會加大企業的成本。第二個，一般來說職工發生工傷事故，多數情況下是因爲企業的相應安全生產設施不到位，這樣它可能會面臨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的處罰。另外，對於很多企業而言，特別是那些農民工比較多的企業而言，如果一個職工支付了很高的賠償，接下來可能就會面臨第二個、第三個，所以它要是能夠把第一個職工發生的工傷事故阻止在不賠償範圍之內，可能對其他職工會產生警示作用，這個情況是比較險惡的，我發現了很多情況，就是這種情況。
李小萌：如果從一個企業自我保護的意識來講，這些做法也可以理解，關鍵是從什麼制度制定上讓他不能去採取這些方式。
黃樂平：這就涉及到現在對於企業違法行爲的懲罰力度，如果企業通過這種違法行爲所獲得的效益要遠遠低於違法的成本，我估計作爲經濟人的老闆不會選擇這種做法，也就是現在違法所獲得的效益要遠遠大於成本，所以他纔會樂意選擇這樣的事情，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李小萌：你能成爲一個對於工傷事故非常感興趣，同時也做了一些事情的律師，是因爲你自己本身就是工傷事故的受害者。
四年前的黃樂平在一家國有企業的工會裏當一名全職律師，在一次單位舉辦的籃球比賽中，黃樂平不幸膝蓋受傷，需要手術進行治療，本是很典型的工傷事件，單位應該支付一定的醫療費用。然而前前後後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時間，纔得到了爲數不多的一點賠償金。
身爲律師尚且要爲工傷維權經歷如此刻骨銘心的拉鋸戰，這讓黃樂平深刻相信普通工人，甚至完全不懂法的民工在工傷維權的時候一定會遭遇更大的難處，黃樂平最終選擇了繼續留在這個領域，以自身的豐富經驗，幫助更多的人將工傷維權進行到底。
李小萌：有過這個經歷之後讓你深深地瞭解到，跟工傷有關的這種法律訴訟是多麼困難，應該說遠離這個才符合一般人的選擇，這麼難，又是學律師的，我還是選其它的快的，有效果的案子吧。
黃樂平：在做維權的過程中間，我其實就已經感覺到這個維權很難，所以後來我就想到，這個可能是個性的原因，我覺得像我這個人都這麼難，其他人更難，我一定給他們支點招，讓他們把難的事情變得不再難，或者變得容易一點點，這是我剛開始要寫書，要給他們諮詢解答的一個出發點。到後來就是隨着求助的人越來越多，隨着這個事情參與得越來越深，我後來就感覺到，工傷維權這個事情如果我不來做，我也希望其他人來做這個事情，這個可能就是一種道德良知和個人的社會責任，後來我覺得這個事情還得做。但其實我一直在小心翼翼，不要全部精力搭進去，但最終實際上我現在所有的精力都搭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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