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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進基地的天津人

由於基地裏嚴格的保密制度,使得67歲的張文彬於2004年纔在中國“原子城”拍下第一張照片。
張文彬今年70歲,26歲時就被派到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工作,他是天津首批進入基地工作的技術人員之一。基地退役後,他又參加了基地退役人員的安置工作,是華北地區退役人員安置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從1963年起張文彬在基地工作了35年,見證中國“原子城”基地的興建、發展,直到最後完成使命光榮退役的整個變遷過程。他說:“能到中國第一個核基地去工作,這是我一生的光榮!雖然把青春年華奉獻給了大草原,但自己無怨無悔。”
張文彬介紹,據不完全統計,先後到中國“原子城”基地工作的“天津人”有400多人,當中除了少部分人從事科研工作外,主要從事後勤保障工作,當中有從事文教事業的老師、在食堂裏做飯的廚師、在百貨商店賣東西的售貨員,也有在理髮店、浴池裏工作的人員,他同樣在草原深處默默工作、奉獻出青春年華,爲國家做出了貢獻。
“自薦”來到西北草原
5月17日,在天津南開區的一個小區裏,記者找到了張文彬先生。雖然已年過七旬,昔日的黑髮已變成了白髮,但在談起自己到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工作的經歷時,這位老人侃侃而談,異常興奮。
1963年張文彬已在天津玻璃儀器廠工作了近十年,他不僅是廠裏的業務骨幹,而且還是燈工車間的黨支部書記,管理着車間裏的200多名工人。無論業務素質還是政治條件,他都是廠裏的“佼佼者”。
1963年5月初廠裏突然來了一個通知,要求挑選兩名思想政治過硬的業務骨幹,準備調到大西北工作。獲得通知後,黨支部書記張文彬和團支部書記劉寶光開始做動員工作。當時只說是到大西北工作,但具體到哪兒?做什麼工作?大家都不知道,做了兩天動員工作,基本沒有人報名。
“還去動員別人幹什麼?咱們政治條件、業務素質都夠格,乾脆咱們自己去得了!”張文彬與劉保光商量着。於是,第二天他們寫了一份“自薦書”交到廠領導那兒,然而,這份自薦書確實讓廠領導很爲難,兩人都是廠裏響噹噹的業務骨幹,兩人都同時去,廠裏的業務工作怎麼辦?不過,這份自薦書立即在廠裏工人中引起轟動,“他倆都願意去大西北工作,爲建設邊疆做貢獻!”
五天之後,兩人就從天津出發了。廠裏還專門組織人員到天津西站歡送,廠領導還專門派人把他們送到北京。到北京之後,有人專門給他們送來火車票,此時他們才知道自己要去的“大西北”就是青海。坐了兩天三夜的火車,他們終於抵達西寧。
“保密守則”倒背如流
“到達西寧以後,第一次體驗到高原反應,頭昏沉沉的,東西也不想吃,經常流鼻血,早晨起來說不出話。下車後渾身無力,我們一步一挪走到西寧的湟水河裏去喝水,過了很長時間纔去西寧大廈報到。”
第二天一早,張文彬和劉寶光又與另外從其他地方趕來的10個人,一起坐上一輛卡車繼續向高原深處的“工作單位”進發,傍晚時分,他們終於來到了目的地——金銀灘草原。然而,他們期盼已久的“工作單位”除了有兩幢低矮的平房外,到處都是茫茫草原,夜裏風力達到六七級,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住在帳篷和乾打壘(土坯砌成的半掩體小屋)裏面。
此後,張文彬和劉保光被分配到基地二分廠工作,參加了二分廠的從籌建到建成,在這裏,他們也見證了核彈完成組裝的過程。221基地的二分廠原是組裝原子彈的地方,是核武器的總裝車間,這裏曾經是中國第一個核武器基地最重要的兩個部門之一,張文彬和劉保光這兩位從天津來的技術人員,就曾經在這裏工作過。
“不該說的絕對不說,不該問的絕不問,不該知道的絕不能知道……”如今,已經滿頭銀髮的張文彬老人對當年的“保密守則”依然能倒背如流。他說,當年對保密工作非常嚴格,每個工作人員都有專門的證件,每個車間門口都有門衛把守,出示證件後只能進到自己的崗位工作,絕不允許到別人的崗位去“串門”。他在221基地工作了三十五年,連一張照片也沒有拍過,因爲在基地退役之前,是絕不允許個人在那兒拍照的。
從1963年開始,張文彬在二分廠工作了20年,參加過廠房建造,精密儀器的研製加工,並見證了多枚原子彈在這裏誕生,他說,這20年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
奉獻青春無怨無悔
1983年張文彬被調到221基地的西寧辦事處工作,從事行政和黨務工作。幾年之後,國家做出了決定撤銷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的戰略決策後,從1991年開始張文彬又參加了退役人員的安置工作,成爲華北地區退役人員安置工作的主要負責人。
據張文彬介紹,從天津先後到221基地工作的人員有400多人,當中除了少部分人從事科研工作外,主要是從事後勤保障工作,當中有從事文教業的老師、在食堂裏做飯的廚師、在百貨商店賣東西的售貨員,也有在理髮店裏理髮的理髮師,浴池裏工作的人員,他們同樣在草原深處默默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年華獻給了國家、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基地退役後,有100多人又回到了天津,而大部分人或是回到原籍,或是投靠到子女身邊,他們並沒有回到天津來生活。
“我們離開家人到221基地工作幾十年,所做的工作也只是微乎其微的,因爲那是一項龐大而複雜的工程,在那個年代,幾乎全國人民都在做這項工作。我們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奉獻給大草原、奉獻給自己的國家,我們無怨無悔,我們感到很光榮!”
1998年從基地退休後,張文彬回到天津過着平靜的生活。2004年再次回到基地參觀的他,把自己當年獲得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二十週年鍍金紀念章”捐贈給“原子城”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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