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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着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爲中心的年代裏“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裏“走俏”了，這就是我說“看不懂”的原因。
季羨林拜年
近年來，出現了一股“季羨林熱”，這種“熱”的程度，連季羨林先生自己也開玩笑地說“近年季羨林走俏”。
我曾經說過：“對季老這種異乎尋常的珍惜和尊崇，讓我感到快樂也感到迷茫。”我自己也確實有些“看不懂”。
這是我真實的想法。我個人認爲，最好的、最要緊的辦法無疑是要真正地瞭解，進而理解季羨林先生本人。倘若離開了“人”，而去談論評說關於某“人”的“熱”，那註定是隔靴搔癢的，至多也只會得到些微的皮毛之見。
按照中國的傳統，評價一個人物要看三個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或者還有比較簡單的說法，那就是擱置受外界因素影響很大的“立功”，把着眼點放在相對而言個人比較好把握的“道德文章”上。
季羨林先生已是96歲高齡了，在我考進北京大學的1984年，季羨林先生也已經是73歲，年過古稀。撇開季羨林先生崇高的社會和學術成就、名譽、地位不說，單論年齡，他也已經是燕園一老了。
這是一位什麼樣的長者呢？對那些比自己年長的人——當時馮友蘭、朱光潛、王力、陳岱孫等比季老高一輩的人還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
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隨侍到燕南園向馮友蘭、朱光潛、陳岱孫三老賀年。路上結着薄冰，天氣非常寒冷，當時也已經是八十高齡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靜而深情的語調，贊說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學和爲人。
先到朱光潛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再到馮友蘭先生的三鬆堂，只有馮先生的女兒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最後到陳岱孫先生家，陳先生看到季先生來訪，頗爲驚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筆直，坐在舊沙發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賀年。其時正好兩卷本《陳岱孫文集》出版，陳先生去內室取出書，題簽，起身，半躬着腰，雙手把書送給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雙手接過，連聲說：“謝謝，謝謝。”冬天柔和的陽光，照着兩位先生的白髮——這幾幕場景過了17年了，卻一直鮮明地印在我的記憶裏。
樂於寫“序”
北大有許多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在將近二十年前，是被稱爲中年學者的，行輩、地位自然還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對他們是發自內心的喜愛、尊重，不遺餘力地揄揚他們。
一次我陪季先生散步到辦公樓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錫圭教授正低着頭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麼問題。季先生也放慢了腳步，低聲對我說：“你知道嗎，裘先生，古文字專家，專家。”說這些話的時候還蹺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動。
還有一次，當時還在四川大學剛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朱慶之先生(後來調入北大並擔任教務領導)評職稱，請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蔣紹愚教授寫推薦意見。表格當然先送到季先生處，季先生寫好封好，命我送給蔣先生。蔣先生拆開一看，愕然說道：“季先生怎麼這麼寫？這可叫我怎麼辦？”我當然茫然不解，蔣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遞過來：原來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了專家推薦欄目的底下一格，這樣，蔣先生不就只能將自己的名字簽在季先生上面了嗎？這怎麼會不讓當時才40多歲的蔣先生爲難呢？
對更爲年輕的學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地獎掖，無論自己多忙，也無論自己手頭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總是樂於爲他們的著作寫序，這就是季先生序寫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僅如此，季先生還往往會在爲某個人寫的序言裏面列舉上一大串年輕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於替年輕人看稿子，推薦發表，那簡直是家常便飯了。也正因爲這樣，很多年輕人和季先生年齡、地位都相距遙遠，但都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位長者。
現在已是著名歷史學家的浙江大學的盧向前教授，當時還在北大讀研究生，他應該有一頓難忘的飯。季先生在研究糖史時，曾經託盧先生代爲查閱一份敦煌卷子，爲了表示感謝，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來到雜亂不堪的學生宿舍，邀請盧先生吃飯。這件事情轟動北大，傳爲美談。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輕人爲他做過什麼嗎？我相信沒有。很偶爾地，季先生會讓我們爲他查找一些資料，這原本是我們應該做的，況且還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可是，就連這樣的舉手之勞，季先生也絕對都要在文章裏、書裏寫上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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