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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工薪階層應該最痛苦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順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裏？大部分老百姓覺得交稅後石沉大海，看不見摸不到。
痛苦是因爲稅制的問題
南都週刊：《福布斯》新近出爐的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排名全球第三。您怎麼看？
茅於軾：我不瞭解這個的計算方式。痛苦指數不是因爲稅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還是徵稅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是稅制的問題。
南都週刊：民衆的“稅痛”主要是很多來自生活層面的主觀感受，那麼您認爲目前稅收問題當中最讓人痛苦的是什麼呢？
茅於軾：中國稅收最突出的問題，我覺得是收稅的一部分成本由納稅人負擔，這點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來徵稅成本應該由稅務局由政府負擔的，現在由納稅人負擔，這樣就造成稅務局加強稅收徵管所花費的成本要納稅人出錢，舉例說，每個企業現在要買一個稅控機，這是稅務局要用的，但是現在卻要企業買，一個很簡單的東西要花幾千元。讓你出很大的力氣，花很多的錢，做什麼呢？加強對你的徵管，這等於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還要用很大的力氣去打，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還有我們現在也沒有公佈徵稅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佈，收了100元稅，徵稅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這個數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們是不公佈的，而且很多的納稅成本都讓納稅人負擔了。
南都週刊：另外，這些徵繳上來的稅收被公權部門揮霍的現象同樣不容忽視，對於納稅人來說，他們所感受到的被強制力遠遠超過自主權。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個原因？
茅於軾：這是納稅人的權利問題，跟民主政治有關。老百姓到底是國家主人還是被剝削對象呢？納稅人沒有權利去問這個稅幹嘛用了。我覺得這個還不是大問題，有個問題是納稅人跟稅務機關的不平等。對於稅務機關的不恰當行爲，普通人沒有抵抗能力。比如說稅務機關態度很壞，也只能順着他；比如納稅要排很長的隊，在太陽底下曬着，不能抱怨；比如說非法徵稅……老百姓不能抗議，理論上可以，但事實上一旦抗議就會給你穿小鞋。
南都週刊：也就是說徵稅的方式有問題？
茅於軾：除了徵稅的方式，還有就是徵的稅本身是非正義的稅，是不符合道理的稅。比如說稅務機關讓企業做假賬。一般的來說，企業做假賬是爲了逃稅，而我國有一個可笑的現象，就是稅務機關竟然會讓企業做假賬來多收企業的稅。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潤。中國稅收部門有一個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義來收稅。怎麼多弄錢就怎麼徵。我們的稅務機關有點像強盜，他不跟你講道理的。
稅務局和納稅人在對峙
南都週刊：所以說稅負的痛苦指數在稅負相同的情況下，如果納稅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視，那麼納稅人的痛苦感就會比較低？
茅於軾：是的，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還有更壞的情況，政府讓企業做假賬多交稅，企業當然不服，那企業怎麼辦呢？企業也做假賬，在其它地方做假賬。把多交的稅再撈回來。企業做假賬自然是違法的，但事實上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也可以理解。爲什麼呢？因爲你讓我做假賬多交稅了，那我做假賬逃避也是一樣的。但會造成什麼後果呢？稅務局會查你的賬，一查一個準。因此，稅務局手中的權特別大。這也是稅務局不願意放棄現行的稅務制度的原因。企業都怕稅務局，關係就變成了一種利益博弈和對峙的關係，而不是稅務局服務於納稅人的了。
南都週刊：目前有一些這樣的認識，比如認爲我國稅負的不合理也表現在工薪階層稅負重，而富裕階層稅負輕。
茅於軾：工薪階層是最主要的納稅源吧，他們應該是最痛苦的，因爲他們所有的收入都在監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稅務局都不知道，賬目上也看不出來，沒法收他的稅。1981年開始收個人所得稅的時候起徵點是800元，那個時候的800元相當於現在的8000元，所以現在的起徵點應該是8000，但是現在只有1600，所以說政府在這方面很不要臉。當時800，大家有意見，就定到1500，大家還是有意見，最後做了一點點的讓步，但是起徵點定得還是太低了。別說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還相對合理。總的來說我們現在的稅收太多了，我國稅收的增長率比GDP的增長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觀念就是認爲越多越好！從個人所得稅的角度來說，其作用就是調節貧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該多交稅，現在起徵點那麼低，就起不到這個作用了。
南都週刊：這樣，從根本的角度來說，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多地考慮加快稅制改革？
茅於軾：這很複雜，與教育水平，民主政治，傳統文化都有關。在發達國家，每個人都有稅號，可以在互聯網上查找自己相關的納稅情況和所享有的權力，而我們現在還不是每個地方都能聯網。還有，中國老百姓往往將納稅看作是繳皇糧而不是納稅。農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稅卻從來不想交了稅能享受什麼。所以，整個技術層面和觀念上都存在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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