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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兩位內地學生高欣(左)、劉潤哲(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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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的休息室，大家可以隨意聊天看書，左側是內地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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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的學生王恬於近日出版了一本書《去香港讀大學，你準備好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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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的內地學生陳劼寧，“勁過”大致是“考出好成績”的意思，學生們相互祝福用 |
他們要輪流站起來，接受學長的“拷問”，回答之後再接受他們的訓話。“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混到大學的！”諸如此類的批評讓受訓的新生一個個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
自從1998年香港高校開始在內地招生以來，各所香港大學一直髮愁的是在內地的聲望不夠。“我們設立高獎學金、招高考狀元，都有引起關注的需要。”香港科技大學中國內地學生及學術事務主任朱力徑博士說。但是今年，在內地做完一圈招生宣傳後，朱力徑發愁的問題變了：“現在變成很多家長帶有盲目性，非要孩子來香港讀書不可，就像‘非要再見劉德華一次不可’。”
內地學生在香港面對怎樣的學習和生活？兩樣水土兩樣人將遭遇怎樣的“衝撞”？南方週末記者赴港走訪的6所大學中，在讀學生們都見過或聽說過，有不喜歡香港生活而主動退學或因荒廢學業而被退學的內地學生。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主任黃煜估計：“每一百個裏面有一兩個出現這種狀況。”
我們關注先行者的故事，尤其關注這些故事背後的文化理念差異。也希望用先行者的故事，給本屆高考學生提供選擇的參考。
初到貴地
她發現“香港女生好會打扮”，扎着馬尾的她顯得格外幼稚。
約見戴雅琦時，她剛剛花300港幣看完調侃香港特首選舉的棟篤笑《男人之虎》，對這出近三個小時的粵語演出讚不絕口(記者注：棟篤笑是香港特色的表演形式，類似單口相聲)。她帶南方週末記者去香港理工大學附近的一個快餐廳吃晚飯，興沖沖地去點餐時，服務員誤以爲她還是學生，用廣東話問：“縱沒放假啊？”戴雅琦答：“我在做工啊。”服務員大概聽出她的廣東話不夠標準，換用更不標準的普通話說：“你那麼勤勞啊。”
戴雅琦說，現在香港人的普通話進步很多了。她2002年初到香港時，與本地人的溝通完全是零，出去買東西要靠手勢和計算器。
戴雅琦是安徽人，2001年考入南京大學新聞系。入學一個月後因爲英語分級考試成績優秀，意外得到了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機會。那時，香港高校只能委託內地10所高校招生，即所謂“代招”，學生須先考入北大、清華、南大等10所大學，之後再經過選拔進入香港高校。而且，每所香港高校的招生名額限在10到30名。
戴雅琦自認爲同級的南大學生中，比她聰明比她優秀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同學都拒絕來浸會大學。有的因爲不清楚這個名字奇怪的大學教學水平到底如何，有的則認爲香港並不是一個適合穩定做學術研究的地方。戴雅琦也認爲：“如果學商科、社會科學，適合在香港。如果學數學等理工科還來香港的，多半是想把香港作爲跳板，想三年之後再去國外。但是三年之中，這個人很可能就變了，不再那麼想做學術了。”
她當時倒沒想到這麼多，更多是憑着“天性就不安穩”的勁頭，豐厚的獎學金也對家境並不寬裕的她頗具誘惑力。她的父母是下崗工人，用積蓄供女兒讀南大。香港高校一年的學費約爲6萬-8萬港幣，生活費在1萬-4萬港幣左右。如此高昂的費用對內地學生不啻攔路虎。爲了吸引尖子生，香港高校都拿出了獎學金。戴雅琦拿到的獎學金“覆蓋了學費和生活費”。
2006年，戴雅琦已經從浸會大學畢業一年，王碩考入了這裏。這一年，因爲報考香港高校的內地學生爆增，獎學金已經頗難申請到。王碩沒能被港大錄取，自費來到浸會大學。
王碩把採訪地點約在星巴克咖啡廳，一杯咖啡二十幾塊，差不多相當於戴雅琦一頓飯錢。她化着淡妝，除了牛仔褲是從家裏帶來的，其他衣飾都是在浸會大學附近的一個高級商城買的。這個商城滿是名牌專賣店，王碩剛到香港時，也曾被這裏的價格嚇住，如今適應了。她的一身加起來近千元。比起戴雅琦認識的一些專買Prada的學妹，王碩花錢並不算誇張。
王碩選擇來香港，比戴雅琦更深思熟慮一些。她曾來香港旅遊過兩次，對此地的購物環境印象深刻。高中快畢業時，她和父母比較過香港與內地大學，認爲香港的教育環境更國際化，更多出國機會；也比較過香港與外國大學，認爲香港畢竟是華人地方，更好適應。
王碩的老家在山東勝利油田，父母做生意，不是大富，但也供得起女兒在香港一年約10萬港幣的開銷。2006年8月底，當父母帶着大小行李，送王碩到了浸會大學宿舍時，她的表情相對淡然，惟一不開心的是：高中時經常做學生活動“拋頭露面”，自認裝扮算得高層次的王碩，發現“香港女生好會打扮”，扎着馬尾的她顯得格外幼稚。
一年之後，出現在記者面前的王碩，已是齊肩碎髮。
下馬威
“過了那一關，就不覺得還有什麼苦和累的。”
一年之後，香港大學的劉潤哲盤算着再參加一次迎新營，做罵人的人。他笑說不是想報復，而是希望認識樓裏的新人，也希望鼓勵更多的內地學生參加迎新營。
王碩初到浸會大學時，參加的是內地學長組織的迎新營。怎麼辦香港身份證？什麼東西應該去哪裏買？內地學長一一傳授經驗。她很快也加入內地學生聯誼會，才兩個月，就在香港找到歸屬感。確切地說，是在香港的內地學生中找到了歸屬感。
劉潤哲入學之初遠沒有這麼溫馨。他自找苦吃地選擇加入香港學生的迎新營。這個迎新營是由他所住的宿舍樓組織的，目的是讓同一樓裏的同學儘快熟識。內地新生因爲不會廣東話，可以不參加，但是如果參加，會得到額外的好評。
需要解釋的是，香港高校的宿舍與內地迥然不同。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傅芃芃還記得他剛到香港時很驚訝：“爲什麼香港讓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學生混住在一起？”香港同學一樣驚訝：“爲什麼內地讓同一專業、同一年級的學生住一起？這樣怎麼能開闊視野？”
香港的宿舍文化直接沿襲英國大學教育。沒有內地所謂的輔導員、班主任，教師只負責上課，學生的課外生活主要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途徑之一是記者採訪中最常聽到的hall(宿舍樓)文化。通常一幢宿舍樓有一位舍監，由教師兼任，平時很難見到。每層或幾層樓選舉出一位學生做“宿舍導師”(tutor)，是最常與住宿生打交道的“管理者”。他們通常是高年級學生或研究生，職責是組織宿舍活動，協調住宿同學之間的關係。
劉潤哲所在的香港大學是最英式的大學，也是宿舍文化最濃郁的大學。劉潤哲當時剛在北大完成頗爲悠閒的一年基礎班，又度過一個更爲悠閒的暑假，完全沒想到聽起來頗爲溫馨的迎新營，實際經歷卻“比軍訓還苦”。爲期十天封閉式管理，宿舍導師設計的團體培訓的項目填滿了日程，劉潤哲每天都只能睡兩三小時，有一次甚至持續28小時都沒閤眼。
那次，他和同組學生被關在一個大房間裏，吃飯都不準離開，打瞌睡也會被罵。他們要輪流站起來，接受學長的“拷問”，回答之後再接受他們的訓話。“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混到大學的！”諸如此類的批評讓受訓的新生一個個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有的還哭了出來。從沒受過委屈的劉潤哲心情跌至谷底。
從大房間放出來之後，所有人又恢復親切溫和。劉潤哲才瞭解這個活動的目的是爲了讓新生們學會接受別人的批評，增強抗壓性。其實學長們對他已算仁慈。一則認爲內地學生願意參加這個迎新營，勇氣可嘉；一則因爲他們的普通話不夠流利，批評起來總沒有講廣東話那麼有氣勢。
一年之後再回看這28小時，白皙瘦高的劉潤哲認爲很值得：“過了那一關，就不覺得還有什麼苦和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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