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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沉了20年之後，“南海Ⅰ號”終於要高調出水。這種高調源於它獨特的出水方式——連貨帶船“整體打撈”——不但在中國水下考古20年間從來沒有，在國際上也是史無前例的，以至於“水下考古之父”喬治·巴斯在觀看了模擬實驗後也稱讚其“精妙”。
這一打撈方案的初步預算是1.5億元。寧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杜玉冰對記者說，這樣的奢侈是一般沉船打撈不敢想象的，這筆費用放在美國也可以打撈大約25艘船。她說，喬治·巴斯的另一層意思是，“方案很好。但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
一波三折的價值確認
5月末的海面上偶有風浪，“南海Ⅰ號”的打撈時斷時續。趁風浪的間隙，記者見到與同事們換班上岸的崔勇。他從中英合作打撈到水下考古隊最後一次發掘，見證了“南海Ⅰ號”發現的全過程。
作爲中國水下考古培訓班的第一批學員，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崔勇參與了1987年中英合作打撈。也就是在那次打撈“東印度公司載滿白銀的船隻”中，意外發現了另一艘船的身影——用“爪鬥”抓上來的是幾百件瓷器、銅器、錫器、鍍金器和鐵器，所有的文物都發出同一個信息:這是一艘南宋沉船。
1989年，“中日聯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調查隊”再次出發尋找這艘宋代沉船，但因氣候原因，這次探摸雖然確認了沉船的準確位置，但收穫不大。參與調查的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張威在他的《南海沉船的發現與預備調查》一文中寫道:“一塊瓷片，一片船板，面積約1平方米、高約30釐米的凝結物”——這就是第一次調查的最大收穫。也是在這次調查中，這艘船有了自己的名字“南海Ⅰ號”，命名的調查隊隊長、國家博物館前館長俞偉超曾解釋說:“這是國內發現的第一個沉船遺址，它意味了一個開始。”
因經費問題無法解決，“南海Ⅰ號”的探摸被迫擱淺，一擱就是十幾年。等到考古隊拿到香港商人的150萬元贊助再次出發，已經是2001年。崔勇回憶說，他在能見度幾乎爲零的水下“摸”了好幾天，終於摸到一塊凝結物，他用自己的手臂量了量，僅僅高出海底大約30釐米。在相距不到10米的地方，又找到了第二塊凝結物，這塊稍大一點，高出海牀60～70釐米。這兩塊凝結物和一片帶冰裂紋的青白瓷片如同“南海Ⅰ號”的“DNA”，與1987年的發現比對一致，“南海Ⅰ號”終於找到了。
2001年這次調查的一大驚喜是，發現船體基本完整。對考古來說，與船上裝載的瓷器相比，船隻本身的研究價值顯得更爲重要，因爲，有關早期造船史的資料不僅在中國，在世界上也非常少見。當時考古隊的副隊長、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張鬆對記者說，這使“南海Ⅰ號”得以重新評估，國家文物局和廣州市認定:“南海Ⅰ號”是迄今爲止世界上發現的年代最早、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遠洋貿易商船，對研究我國曆史上重要的對外貿易通道——“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以及我國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都有極爲重要的科學價值。
“南海Ⅰ號”的故事貫穿了中國水下考古研究的20年。雖然對它的打撈因資金問題幾次停頓，但它每一次浮出水面都成爲焦點，也必然是中國水下考古的一個特例。張鬆說，確認了“它是一條什麼樣的船”之後，“如何保護與開發”的問題就不是錢的問題了。
不計成本的保護？
2001年起，水下考古隊進行了多次試掘。沉船表層不時有文物被打撈出水，瓷器、錢幣、銀錠、金銀飾品、漆器、動物骨骼……沉船的保存情況，多少讓考古隊員們沒有料想到，雖經過七八百年的海水浸泡，碗和碗之間甚至還有草繩的痕跡，船體結構仍然堅固，甚至有整體移動的可能。
“沉船的兩端是兩塊很大的凝結物，凝結物露出海底淤泥。在船體中部，有一個方形的木製底座，應該是桅杆基座。桅杆已經沒有了，兩面的船舷雖然已經破損，但木質還算結實，我們探摸到了船艙，沉船滿載着瓷器，一摞一摞碼放得很整齊。”崔勇說。
但試掘過程中，他們也發現了日後打撈的障礙。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峻說，國際上流行的方法是原地發掘，先把貨物一批批打撈出水，再根據船體情況，脫鹽脫水，打撈上來。但“南海Ⅰ號”所在海域，水深22到25米，14米以下能見度就幾乎爲零，水下考古要進行的測量、繪圖、照相等信息採集工作在黑暗條件下通通無法進行。另外，按照安全潛水規定，每人每天最多隻能潛水兩次，每次最長只能停留45分鐘，兩次間隔時間至少6小時。而這裏的海況不好，淤泥回淤速度快，經常是今天挖一個坑，明天就填滿了。這裏屬於漁業作業區，盜撈的風險也很大。因此，分批次打撈，不知要拖上幾年。
一晃到了2003年的雨季，考古隊的試掘工作暫停了。崔勇突然想到殷墟的方法:考古學家李季將全部甲骨文放入一個套箱中，整體遷移到安陽火車站，再運到南京慢慢發掘。這一“整體遷移”的方法提醒了他:這裏的淤泥層超過30米，爲什麼不能如法炮製——“整體打撈”呢？
崔勇找到廣州市打撈局，問他們這一方案在技術上是否可行。打撈局局長助理何偉章對記者說，他當時還提出一個“現場考古”的想法:用鋼板圍堰起來，圍堰內抽水，在周圍填一個人工島出來，這樣，水下慢慢考古，水上可以建一個旅遊點，一舉兩得。但粗略一算，造價要30億元。而且離岸20海里，圍堰也不太現實。
何偉章說，目前這種整體打撈方式在世界水下考古領域還沒有先例。在技術上是可行的，簡單地說，就是將船體和船上滿載的貨物連帶周圍的淤泥一起，從開放式、零能見度的海底，整體搬到專門爲它建造的“水晶宮”裏。“水晶宮”模擬海底保存環境，但不同的是，那裏能見度清晰，無潮汐、洋流及海洋生物的威脅，這樣不僅可以大大減少發掘的難度，而且使沉船發掘過程的展示變爲可能。
2001年以來，對“南海Ⅰ號”的考古意見分成兩派:一派是國家博物館水下研究中心堅持的“原地打撈”，另一派是廣州市考古研究所堅持的“整體打撈”。張鬆說，後來張威和他各自帶人深化兩個方案。魏峻說，“原地打撈”技術較穩妥，成本低，但考古過程有損失;而“整體打撈”更利於保護和研究，但技術和成本要求都很高。
2005年國家文物局召集的專家論證會上，21位到會專家在兩個方案中最後確認了“整體打撈”。魏峻說，當時整體打撈佔絕對優勢，18票贊成，2票棄權，1票反對。張鬆說，和國際上沉船打撈更注重商業利益不同，我國因爲不能拍賣文物，水下考古保護重於研究，研究重於展示。
按照廣東省救撈局制訂的方案，一個巨大的鐵製沉箱將是吊裝這艘沉船的容器。兩艘萬噸級起重打撈工程船——“華天龍號”和“南天龍號”，是打撈工程的兩個“大力士”，一艘平板式全潛舶將把“南海Ⅰ號”托出水面，並平移到十里銀灘的水晶宮內。打撈全過程需要209個工作日。何偉章說，整個船體的重量是3600噸，原設計將駁船改造，分多個吊臂把它吊起來，但分散受力有連鎖斷裂的風險，但過程中可載4000噸的“華天龍號”正好建造，這是“南海Ⅰ號”的“東風”。
何偉章說，建臨時碼頭花了1400多萬元，還有施工中投入的鋼材、水泥、水下設施、船舶、人工等，單說這兩艘船，“南天龍號”每天租金29萬元，“華天龍號”是60萬元。這樣算下來，打撈工程預算1.19億元。崔勇說，加上建“水晶宮”要花1.5億元，粗略算來，“整體打撈”的總成本將近3億元。現在國家財政給了3000萬元，廣東省自籌了6000萬元，缺口還很大。而“原地打撈”，就算花上5年，每年花1000萬元，總共也就5000萬元。
但崔勇他們認爲，從保護角度，兩種方案的成本是不可比較的。張鬆說，“原地打撈”容易損失歷史信息，或者對信息造成二次破壞:“就像一把芝麻撒在淤泥裏，拼成一個圖形。這麼做，等於是芝麻上來了，圖形沒了。”
但讓何偉章無奈的是，他們的打撈工程預算大概1.19億元，可因涉及本省利益，打撈局只得簽下了7100萬元的合同。“現在是騎虎難下。南海的最佳工作季是3到5月，東北季風漸弱，而西南暖溼氣流還未過來，海面比較平緩。一進入6月，西南風增強，工程難度就越來越大了，如果不能在臺風來臨前完工，漂在海上，損失就更慘重了。”
沉船的利益空間
“‘南海Ⅰ號’價值3000億!”自2003年公開了這一沉船發現，人們對它財富的猜想就越來越高。據2002年試掘上來4000多件完整瓷器，主要產自4個窯系:一是景德鎮窯系的影青瓷，有劃花碗、小瓶、葫蘆形瓶等；二是福建德化窯系的白瓷，以印花粉盒爲主；三是福建磁竈窯系的綠釉碟、碗；四是浙江龍泉窯系的青瓷，如劃花碗、青釉盞等。據估計，整船文物可能達到6萬到8萬件。
魏峻說，所有文物都屬於國家，根本不存在拿“南海Ⅰ號”文物拍賣，也沒有這種可能性，以後所有文物只會放在陽江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所有文物的價值要從三方面考慮：一個是科研方面的價值，一個是藝術價值，第三方面纔是經濟的價值。
一位參加了方案評審的考古專家對記者說，“整體打撈”要比“原地打撈”多花幾倍甚至十幾倍的資金，一般的沉船打撈也就花幾百萬元。“‘南海Ⅰ號’的價值真值得這麼做嗎？這是摻雜了地方利益的結果。爲什麼廣東省花這麼多錢打撈？如果將這艘船留在廣東，考古所幾輩子都不愁沒活幹了，‘水晶宮’——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也會帶來源源不斷的收益。”
陽江市海陵島旅遊局副局長張文彤透露，該島去年旅遊者有175萬人次，“南海Ⅰ號”要運到島上，即使沒有“申遺”，旅遊者最保守地估計也要翻一番，達到350萬人次，可以增加數以億計的收入。
“南海Ⅰ號”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崔勇說，這是廣東省打造文化大省的亮點，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廣東有錢，也有技術，缺的是文化發現，‘南海Ⅰ號’正好契合了各方面要求。整體打撈，換了別的地方都做不到，是不可複製的。
廣東省政府參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偉宗對記者說，廣東省初步的規劃，是將省內“海上絲綢之路”的遺址和文物打包“申遺”。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自唐宋以來，進行海外貿易的水上通道。中山大學地理學院教授司徒商紀對記者說，“南海Ⅰ號”的沉船海域正好在由泉州、廣州港經徐聞、合浦到印度、斯里蘭卡這條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上，因此，這批材料成爲復原“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國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等的重要實物資料之一。
在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海上絲綢之路”考察時候，泉州展示了刺桐古港、古代番商伊斯蘭墓地等文物和遺址，尤其是一艘南宋沉船，激起考察人員興趣。考察的第二年，泉州就成爲“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唯一入選的城市。自此，泉州、寧波和廣州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申遺”，比拼了10多年，廣州一直處於被動地位。黃偉宗說，這和沒有大量極具價值的文物出土有關。
“泉州發現的那艘南宋沉船，無論從年代、大小還是完整程度上來看，都不能跟‘南海Ⅰ號’相比。”中山大學教授黃啓臣說，“以後再爲‘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誰敢把廣東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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