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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支持“三農”的資金達到3397億元，2007年又增加到3917億元。但是，葉敬忠等五位教授通過調研認爲，農民成了這場盛宴的被動接受者。
五教授上書中央 最高層兩次批示
中國農業大學五位教授調研發現，新農村建設戰略實施一年以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顯著改善，但部分地區在建設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果能讓農民參與具體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將能有效地化解這些發展中的問題
農民能否真正參與新農村建設，直接決定中國的未來
編者按：舞臺上一片歡騰。在新農村建設這部事關中國前途的歷史劇中，隨着劇情的深入，近半個中國啓動了新型合作醫療、4800萬名西部中小學生開始享受免費教育、2006年一年中國農民每人腰包裏多了300塊錢、沿海城市打造了一個個高檔的試點新村。
在八面風光之下，5位大學教授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部歷史劇當之無愧的主角——中國9億農民，還沒有入戲，他們還不能適應幫助他們發家致富的種種政策，而那些已經入戲的人們似乎並不知道農民兄弟究竟需要什麼。
劇情的發展由三股力量推動，一股是知識分子和民間組織發起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一股是世界銀行等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開展的扶貧項目；第三股就是各個地方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前兩股是非正規部隊，後一股是新農村建設的王牌軍。
非正規部隊思路清晰，但缺乏資源，更存在合法性的問題，至今步履維艱。王牌軍手中資源豐富，但無法擺脫行政執行的路徑依賴，最終是“財政支農兩千億農民受益毛毛雨”。三股力量都面臨挑戰，這部大戲如何才能完美演繹？
讓我們再一次睜大眼睛看看鄰國韓國吧！1970年代初的韓國與中國的當下非常相似。當時韓國政府也啓動了新農村建設運動，到1980年代中期，韓國農民的平均收入已經超過城市居民。韓國成功的關鍵是發揮了韓國農民的主體作用，專家和媒體也深入參與，最終形成了科學的組織實施、反饋、矯正和完善的運行機制，確保了韓國新農村建設運動的成功，並最終昇華到新國家運動，建立了和諧文明的現代國家。
韓國的完善映襯出中國的不足，但畢竟中國新農村建設這部歷史劇纔開了個頭，中央最高層作爲這部劇的總導演也已經發現了這些發展中的問題，這部歷史劇的好戲還在後頭。
今年年初以來，一份摘編的文稿一直在各大部委之間傳閱。半月之前，一位國家領導人在這份並不起眼的新農村建設材料上做出批示。
這份材料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據中國農業大學葉敬忠等五位教授呈送的報告摘編而成。五位教授向中央彙報，他們發現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與農民無法參與政策制定及實施有關。
這是國家領導人對五位教授上書的第二次批示。2006年11月中旬，另一位國家領導人已經對該報告予以批示，認爲報告反映的內容關係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的切身利益，必須對報告反映的新情況抓緊研究。
一年前，新農村建設戰略正式開始實施，但在一個擁有世界22%的人口、耕地面積不足世界10%的國度，迅速改善農民生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府爲了實現這一戰略投入鉅額資金——2006年支持“三農”的資金達到3397億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億元，達到3917億元。但是，葉敬忠等五位教授通過調研認爲，農民成了這場盛宴的被動接受者。
“他們集體失語了。他們缺少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本來這臺大戲他們是主角。”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葉敬忠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外部力量主導
在2006年，國家正式實施新農村建設戰略後，在推動新農村建設的路上，出現了三股力量：一股是知識分子和民間組織發動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一股是世界銀行等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開展的扶貧、培訓農民等項目；第三股力量則是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
這三股力量雖然殊途同歸，但彼此的意見並不一致。
在進行新農村建設的具體路徑選擇上，很多學者認爲新農村建設應該和城市化同步進行，解決“三農”問題，重點是通過城市化減少農民。有的學者對此卻表示憂慮——城市化可能帶來的是失業、貧民窟。
而在發展的重點和次序上專家們也存在爭議。比如，應該優先發展經濟還是發展文化建設、應該發展“村容整潔”還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應該解決農村負債還是培育新型的農民。
在實際運作中，出現了多種模式：傳統鄉建運動中知識分子主導的新農村，以韓國、日本新村建設爲模板的新農村，以華西村爲模板的新農村甚至新村莊建設的新農村等。
“新農村建設到底想幹什麼，可能有關方面也沒想清楚，所以各有各的做法。”6月24日，茅於軾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道。
在查閱浩瀚的各種論述文章之後，葉敬忠，這位長期在農村調研的學者發現，雖然農民在理論上被一致認爲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但是在轟轟烈烈的新農村建設討論與行動中，聽到的幾乎都是來自於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等農村外部羣體的主張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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