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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文化建設是民間鄉建運動最顯著的成果
“三農”問題專家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提出，“中國村落村民，歷來善分不善合”。
“善分不善合”
“今年一次水都沒抽！”6月24日，剛從湖北省沙洋縣高陽鎮的新賀泵站回來的賀雪峯略帶幾分憂愁地說道。
這位致力於“三農”問題的學者現在非常擔心新賀泵站的前景。2003年，在賀雪峯的建議之下，服役超過壽命期限的新賀泵站採取股份合作制的辦法來運營。
但是現在，賀雪峯發現，當把泵站改造成市場化的運營之後，抽水的談判對象越來越分散，找不到談判的組織。
新賀泵站的遭遇是中國民間鄉建運動的一個縮影。在青壯年農民逐漸流出農村，在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情況下，對於那些秉承晏陽初、梁漱溟的鄉建思想，在中國農村開展着各種鄉建活動的學者來說，舉步維艱。
以往，泵站在旱情來臨的時候，可以找到村民小組長從中協調，但是自從稅費改革後，湖北取消了村民小組長，再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從中進行協調。
顯然，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依靠民間自發的組織。但是賀雪峯經過調研後發現，要在這些自發組織內達成一致協議，成本太高，有時甚至要讓這個組織的牽頭人自己墊資。
“假設一個村民小組30戶人家，只要其中4至5戶不抽水抗旱，那麼這個組織就難以維繫下去。”賀雪峯說。
“因爲小農合作的本身特點——馬克思早就提出了傳統小農就是一個個的馬鈴薯，這種合作意願就很低。”“三農”問題專家曹錦清說。9年前，他在《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提出，“中國村落村民，歷來善分不善合”。
正因如此，目前全國各地成立的農村合作互助組織，大部分規模偏小，這大大降低了它們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
轉道文化重建
在合作經濟效益並不能短期之內改善的情況下，還有另一部分從事鄉建的學者選擇了從文化入手。
一位近期剛從江西調研回來的學者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他看到的很多農民是爲生計、家庭發愁，缺少對前途的信心。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同時產生了大量的留守人口。
在中國農業大學的一份調研報告中稱，目前我國農村有2300萬留守兒童，4700萬留守婦女，1800萬留守老人。
猶如七十多年前一樣，中國的鄉村建設的學者們開始試圖恢復傳統的文化價值觀。七十多年前，晏陽初將當時的中國農村的問題歸爲“愚、窮、弱、私”，主張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教育分別醫治。
在這些鄉村建設的學者的觀察來看，傳統文化、傳統秩序正在農村淪陷，“以往誰家死一隻雞大家都清楚，現在誰家死了一個老人可能都不清楚”。而主流文化全部是城市的中產階級的文化——能夠給農村定位的只有電視。
現在，這些學者努力通過老年人協會、文藝隊等文化性組織讓曾經被忽視的羣體有尊嚴地活着——他們並不比繁華都市的居民差，對未來有一種預期。
從2003年開始，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在蘭考縣組建了五支農民文藝隊、兩個老人協會。2004年蘭考陳寨村文藝隊在城、鄉共演出三十餘場，並且登上了蘭考縣春節聯歡會的舞臺。2005年，何慧麗又把他們請到了北京，在高校演出。
“我是希望她們能夠有自信、自尊和這種主人翁意識。”何慧麗說。
2003年開始，賀雪峯借鑑溫州經驗，在湖北荊門和洪湖的四個村開始了老年人協會建設的實驗。
在賀雪峯的眼中，村莊的文化內涵越來越少，通過老年人協會的實踐，可以“老有所樂、老有所爲”，在基層組織逐漸撤出鄉村生活的過程中，讓這些老人介入每個家庭，對村幹部施加影響，進而變成一種社會性力量。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並不能在短時期內減少農民的情況下，這種傳統的道德、文化、倫理秩序的重建，也在一定程度上，讓那些揹着行李捲輾轉在各個工地之間的農民工有一個指向——他們老了以後不會變得孤獨無助，兒女不會不孝順這些最基本的中國傳統價值觀。
民間鄉建式微？
經過近30年經濟利益唯上文化薰陶的中國農民，更關心的是能否帶來實際收益。這些疑慮來自於那些鄉建所在村落的村民，甚至是地方政府。在他們看來，短期之內，這些鄉建的學者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一位鄉村建設點的村支書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也認同這些學者提升農民聯合意識，也知道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一下子不能見經濟效益”。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他的一位朋友曾經自費去貴州扶貧一年，搭帳篷在田邊，花去許多積蓄，但最終傷心而歸。不僅鄉鎮官員從開始就不歡迎他，後來村民也不歡迎。
“他的許多建議、要求，或無意中挑戰了村官的權威，或與當地的生活方式不符。”該人士說。
“要找出農民想做什麼。”茅於軾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一封郵件中寫道。在他看來，“幾件事是農民所歡迎的”——小額貸款或其他金融服務，讓農民能夠借到錢；改善教育；改善醫療服務，方便農民就醫，降低費用。
2006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鄧國勝曾經去印度的的赤腳學院考察。有志於鄉村建設的志願者都是通過這個組織深入印度農村。
鄧國勝發現，這裏的志願者有的懂生產技術、有的懂節能、有的懂打井、有的懂社區管理，“有各種不同專業的人在做”，而且一干就是幾十年。這些專業志願者在中國鳳毛麟角。
對此，78歲的茅於軾感慨，目前中國做農村工作的人非常缺乏，和農民的人口比例不相稱。
事實上，目前從事鄉村建設的人員，主要還是此前關注“三農”問題的學者，“少得很”。這已經不同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思潮。
“那時，知識分子把鄉村建設視爲救國的途徑。在他們眼中，農村破產牽涉到整個國家的危亡。現在，精英人物已經很少關注農村了。”曹錦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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