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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有關部門鑑定，酒仙橋拆遷區內，一般損壞房、嚴重損壞房佔總建築面積的7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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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月9日的“民主拆遷，投票表決”中，一位棄權的居民保留了手中的選票 |
與去年受到廣大羣衆熱烈歡迎相比，今年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冷落……不過孺子牛仍重申，“將與你們共同戰鬥，直至取得徹底的勝利”……
-北京酒仙橋地區，住的是特殊時代、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羣特殊的產業工人。
-在他們看來，酒仙橋危改不是爲改善居民的住房條件，而是富人階層搶佔工人社區的土地。
對北京酒仙橋地區很多居民而言，破敗不堪的房子是他們向單位、開發商以及政府“叫板”的惟一資本。
他們和1950年代蘇聯援建的老房子一起，在這裏耗盡了青春。他們多是電子工業行業的離退休老職工和下崗工人，曾爲中國電子工業的發展貢獻了力量，又隨着社會的轉型、企業的改制成爲困難羣體，他們當中的許多租住在面積狹小的公房內，承受着社會轉型的“成本”，他們渴望着這樣的“成本”能夠有一個回報。在這個時候，開發商帶着紅頭文件來到了他們的身邊，與他們共謀解危解困的大計，一場利益的博弈就由此展開，在6月9日的“民主拆遷，投票表決”中被演繹到極致，最終令危改陷入僵局。
6月30日，酒仙橋危改公投之後21天，北京東郊的一個三星級飯店，一個小型的新聞發佈會在這裏召開，居民代表們稱之爲“居民座談會”。
這是酒仙橋危改居民代表針對半個月前開發商和北京朝陽區建委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所作的迴應。那個發佈會上，認爲自己纔是危改主體的居民並未接到邀請。他們對此很是不滿。
顯然，“6·9”危改公投之後，反對拆遷方案的居民與開發商及有關部門之間的共識遠沒有達成。
1950年代的“金領”
王平說，以前酒仙橋很多工人找對象找教師，現在已經沒有教師願意嫁到酒仙橋來。
酒仙橋危改居民代表共有14位，65歲的退休工人王平是其中之一，他以口才出衆而爲人矚目。在與開發商的多次談判以及多次接受記者採訪時，王平多次強調“不能割斷歷史”。
王平曾是原北京電子管廠(774廠)的一名測試工，五十年前，他和上萬名職工經過嚴格選拔，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在酒仙橋原來的一片墳地上建起了新中國最大的電子工業基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許多零部件是由他們生產。
王平所住的六街坊合居樓，是五十年前由蘇聯援建。它們與北京市傳統的四合院迥然相異，通常是三層，蘇式木屋脊磚木結構，南偏西朝向。幾條道路將數十座樓房分成若干個“街坊”。
這一片住着774、718、738等軍工廠的兩萬多名酒仙橋工人，工人們通常稱它爲“福利區”。後來，酒仙橋危改回遷區被定名爲“福街麗坊”，也是由此演繹而來。
那個時候，工人們無一不昂首挺胸。他們每天有半磅奶，一個月有兩斤肉，水電煤基本免費，看病也不花錢。在供應緊缺的年代，這些都是一般人難以享受到的福利。酒仙橋工人，堪稱1950年代的“金領”。
然而，改革開放後，隨着工廠走向低迷，福利區的光環迅速消失。王平和多數工友一樣，成爲北京電子管廠改革“陣痛”的承擔者。隨着大規模的裁人，工人們或提前退休，或下崗分流。
福利區也漸漸淪爲北京市有名的貧困區。1980年代末工廠便幾乎停止分房，兩萬多已退休和下崗爲主的酒仙橋職工仍擠住在破舊的筒子樓宿舍中，相當數量的一間戶，房屋面積僅有9平米左右。
當年因爲工作中的一次意外，王平腰部受傷，同一車間的老伴退體後則患上了腦梗。在酒仙橋，像王平這樣的老年“病號”不在少數。王平如今的退休工資1200元，這也是酒仙橋退休工人們的平均收入水平，這個數字大概是北京市教師收入水平的一半，警察收入水平的1 ／ 3。王平說，以前酒仙橋很多工人找對象找教師，現在已經沒有教師願意嫁到酒仙橋來。
“酒仙橋住的是特殊時代、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羣特殊的產業工人。”王平說。
王平進一步詮釋他所說的“特殊”：長期從事的大規模現代化生產，具有較強的組織性、紀律性的工人階級……
“愛抱團”是外人對酒仙橋的普遍評價。事實上，早在2003年危改消息一傳出，後來的危改居民代表之一、十一街坊的前居委會主任薛淑英就曾自發組織成立了一個“居民代表小組”，不定期研究危改政策、走訪有關部門。薛淑英說，這是他們總結其他地方拆遷“經驗教訓”的結果，“必須要團結起來”。
離王平家僅數百米遠，已經立起數座名爲“陽光上東”的高檔商品房，價格高達每平米兩萬元。據相關媒體報道，“陽光上東”的名稱取自於紐約州上東富人區。而其開發商則是酒仙橋危改實施單位的股東。根據王平得到的一份規劃圖，他所在的六街坊未來將要矗立起一座150米高的商務樓。
在不少酒仙橋工人看來，這次危改的實質，是富人階層搶佔工人社區的土地。
和諧爲上的開發商
孔令國經常給聘用的16家拆遷公司負責人開會，囑咐其一定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要求之細緻，甚至具體到“不戴墨鏡”、“不戴金戒指”等問題。
電控陽光房地產公司總經理孔令國，一直很忌諱外界稱自己的公司爲“開發商”。“確切地講，我們應當叫做危改實施單位。”6月25日，孔令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
“開發商”與“危改實施單位”的不同稱呼，折射出電控陽光在酒仙橋危改當中的尷尬身份——它既要按政府要求完成酒仙橋危改任務，又要按公司運轉邏輯獲得一定利潤。
作爲一家專門爲酒仙橋危改成立的房地產公司，電控陽光董事長由酒仙橋地區產權單位，也是各企業的主管單位的北京電控公司派人擔任，具體事務則由其合作伙伴陽光房地產公司的孔令國負責。
身爲酒仙橋危改的主要促成者之一，原酒仙橋798工廠工人、前全國人大代表陳倫芬開始並沒有想到，隨着她對開發商孔令國印象的轉變，她也越來越被推入一個是非漩渦當中。受一位原廠領導委託，陳倫芬從2001年開始，聯合多名人大代表給北京市有關領導寫信，呼籲解決酒仙橋地區職工住房困難問題，直到2005年危改正式啓動。
在見到孔令國之前，陳倫芬一度對開發商印象不佳。但是，在孔令國的辦公桌上意外地發現了一個毛澤東的銅像——和酒仙橋大部分工人一樣，陳倫芬對毛澤東和那個時代充滿感情。她起初不太確信，後悄悄向孔令國的一位下屬覈實，對方予以肯定。後來，她還發現一位拆遷公司的負責人也佩帶着一個毛主席像章，這更讓她驚訝不已。
隨着接觸的深入，陳倫芬漸漸發現，孔令國跟她一樣，是一個“講原則、認死理”的人，或者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在酒仙橋危改中，孔令國提出一個全新的概念——“同步拆遷”。
傳統的拆遷中，開發商慣用“步步爲營，各個擊破”的策略，分化瓦解潛在的“釘子戶”。這樣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個結果：早走的人吃虧，最後的釘子戶獲利最大。
孔令國想改變這種不公平且效率低的拆遷模式，他提出的“同步拆遷”，意指在願意搬遷的居民達到一定比例後(85%以上)，一次性全部搬完，各被拆遷戶的待遇也採用一個標準，並全部予以公示。在不少拆遷經驗豐富的開發商看來，同步拆遷近乎是一個天方夜譚，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
電控陽光還提出了“和諧拆遷”口號。陳倫芬注意到，孔令國經常給聘用的16家拆遷公司負責人開會，囑咐其一定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要求之細緻，甚至具體到“不戴墨鏡”、“不戴金戒指”等。
2006年初在看樣板房時，由於人多擁擠，一位居民的衣服被撕破，結果電控陽光當即予以賠償。第二天，公司將樣板房凡有棱角的地方圍上海綿。
樣板房是孔令國在酒仙橋拆遷方面採用的一個創舉，他本想以這種方式，給居民們吃上“定心丸”。然而事與願違，不少居民參觀後卻提出了大量意見，指責樣板房設計不合理，如客廳太小、沒有陽臺等等。樣板房成爲反對派抵制的口實。
受辱，圍攻
孺子牛的演講頗有特色，往往是一手叉腰，一手舉着一個隨身攜帶的喇叭，並不時向公衆振臂揮拳，讓居民們很容易回憶起當年“文革”情形。
王平就是堅定的反對派。
要想得到回遷房，王平需要自己掏10萬元。王平說，這對於北京一般百姓而言或許不多，但酒仙橋很多退休工人無法承受。另外，他有兩間房，合計面積35平米，按危改方案，同樣交10萬元，一間獨立10平方米樓房即可換得一間70平米左右的新房，而他35平米的面積卻只能換得一間90平米的三居室，他認爲這是明顯的不公。
平房住戶約有四百餘戶，同樣多歸爲反對派，他們中有不少人因拆遷補償在面積計算上遜於合居樓而不同意危改方案。儘管回遷面積較多，但平房住戶需交的購房款，通常高達20萬元。
除了平房和合居樓，酒仙橋還有約700戶成套產權住房，裏面住的多是原廠領導和老資歷職工。相對而言，這些房子的房齡較短，尚不算“危房”。因爲有着獨立產權，這羣住戶成爲危改方案最堅定的反對派。
值得一提的是，同意危改方案者，多在住房極其困難的人。此次拆遷涉及的街坊共五千餘戶，其中有四千多戶住一間戶的筒子樓，房屋面積僅有9平米左右。
孔令國顯然低估了反對派的力量。在樣板房廣受質疑、不利謠言滿天飛的情況下，2006年8月，電控陽光啓動酒仙橋危改。
不知是否因爲看到“同步拆遷”的難度，電控陽光最終仍採取了拆遷常用的辦法——簽約倒計時。規定對一個月內簽約的居民給予現金和選房權獎勵。一度觀望的居民開始動搖，在倒計時即將截止時，一批居民連夜簽約。
宣傳車和紅條幅開始高頻率出現在社區，開發商動員大家積極配合危改，“相信黨和政府，不聽謠，不信謠”。反對派們則開始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反擊，久違的大小字報開始出現在酒仙橋。
雙方鬥爭漸趨白熱化。拆遷公司打出的橫幅有時被居民割斷，而反對者貼出的大小字報也會在夜間被拆遷公司塗掉。
位於11街坊的健身廣場成爲雙方爭奪的陣地。開始，居民們在此互通危改信息，並約定時間舉行聚會。酒仙橋的幾位“維權積極分子”開始活躍起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自名爲“孺子牛”的退休工人。有目擊者曾看到他曾多次在此演講，呼籲大家團結起來跟開發商鬥爭。孺子牛的演講頗有特色，往往是一手叉腰，一手舉着一個隨身攜帶的喇叭，並不時向公衆振臂揮拳，讓居民們很容易回憶起當年“文革”情形。而事實上，據說孺子年當年確也曾擔任過廠革委會的副主任。
開發商很快發現此種危險跡象，他們在廣場一側擺放桌椅，開展“法律諮詢”服務，用“正面宣傳”爭取居民支持。然而無論是聲勢還是效果，他們皆處在了下風。
酒仙橋地區平房和合居樓的產權均歸單位所有。工人們曾根據北京市有關文件要求，提出落實房改政策，向單位購買產權。按照有關政策，他們在獲得房子的產權後，在危改時可以享受更爲有利的補償。9月18日，朝陽區政府危改辦發出通知，要求各產權單位停止房改售房。
“沒有產權還鬧得這麼兇，如果真要給了產權的話，酒仙橋危改更沒門了。”一位酒仙橋工人如此解釋酒仙橋取消房改的原因。
而電控陽光於9月23日出版的一份極不聰明的社區報，成爲危機爆發的導火索。這份配合危改出版的報紙放在開發商設立的法律諮詢臺上，開始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一位目光敏銳的居民發現了報紙內容上的問題，一手高舉報紙喊道：看啊，開發商罵人了！
報紙上刊登了一封題爲“危機”的“居民來信”，以“喚醒猶豫和觀望的居民”。信中對酒仙橋居民作出如下描述：
你沒有危機感嗎？你的身邊有多少檔次高有身價的朋友？從有人類開始，閒貧愛富(記者注：原文如此)就存在了，一個貧民窟出來的人，哪個國家都如此，給人的印象素質低、賴漢(記者注：原文如此)、沒本事、下九流……連子孫的婚事也耽擱了，誰看得上貧民窟的男女。
酒仙橋炸了。羣情激憤的人們迅速去街道辦事處要求討還公道，辦事處被上千人團團圍住，甚至連對面馬路也一度被堵。
基層官員臨危受命
在接待酒仙橋居民期間，巴長瑞感受到反對派對開發商的憤怒和恐懼，有人甚至情緒失控，放聲大哭。
“9·23”辱民事件持續了數天，最後以開發商公開道歉結束。所幸未發生激烈衝突。
居民圍堵街道辦事處期間，酒仙橋街道辦事處副書記，原來主抓紀檢的巴長瑞捲入了危改漩渦。他臨危受命，負責疏導。
“老巴”被居民們認爲是一個“務實”的領導。在酒仙橋，能得到這一評價並不容易。事實上，因爲福利區長期屬企業的“自管區”，與街道辦事處久有隔閡。互不信任的氛圍一直存在。幾年前，在十街坊居民用來休閒的一塊空地上，街道本打算蓋一個活動中心，供退休職工娛樂，結果卻被福利區工人理解爲街道想借機佔地，結果建了一半就被推倒。
王平覺得，在巴長瑞身上，他似乎看到當年廠領導的影子——他們在廠裏每天都是早去晚歸，與普通工人打成一片，收入差距也不大。而現在，他說，廠裏的一箇中層幹部，僅報銷的汽油費就抵得上退休工人的工資……
巴長瑞1998年從部隊轉業到酒仙橋街道工作，開始曾擔任城管隊長。在查抄一名女攤販時，他發現對方是酒仙橋的一名退休工人，讓他驚訝不已的是，對方跟他一樣也是部隊轉業，而且還曾是一名正營職軍官——這是當年轉業軍人進酒仙橋各廠的最低要求。
巴長瑞公佈了自己的手機號碼，全天候開門接待居民來訪。
他發現一個奇特現象：在接待完一批反對派之後，馬上可能接待一批贊成派，與反對派極力否定拆遷方案相反，他們擔心因爲反對派的拆騰導致危改告吹。
他也感受到反對派對開發商的憤怒和恐懼，有人甚至情緒失控，放聲大哭。他發現，表面強勢的居民們，內心其實很無助。他甚至漸漸形成了一個口頭禪：有我在，你們怕什麼？
由於分身乏術，巴長瑞提出從居民中選出部分代表，一來便於自己接待，二來也方便與開發商對話。
經兩個社區87位樓長的推選，王平等14人當選。他們大都是同開發商“鬥爭”表現突出者。街道辦事處最初不予認可，要求將其中幾個去年圍攻街道辦事處事件中“積極分子”拿掉，結果代表們非常團結：要拿就把我們全都拿掉。
代表們在酒仙橋大都有兩間或兩間以上的住房，和王平一樣，他們都認爲自己按目前的危改方案吃虧。兩名有產權房的代表更是堅定不移地抵制。
不過，代表們的“合法性”也受到質疑，除了程序方面的問題——許多酒仙橋居民並不認可由樓長推選的代表。14位危改代表當中，只有一位與電控陽光簽了約，反對派與贊成派的比例是13：1。開發商一方曾對此提出異議，認爲推舉的代表並不能全面代表酒仙橋居民。
王彩雲事前並不知道推舉代表一事，後在即將結束時闖入，宣佈自己要對代表進行監督，並因此也成爲一名代表。她是居民代表中最爲激進的“反對派”。
王彩雲1986年下崗，下崗後一度和女兒靠捏泥娃娃爲生。她在酒仙橋有一大間平房，按照危改方案，她雖然可以得到一處面積較大的房子，但需交20萬元購房款。“現在又不讓賣器官了，你讓我去哪弄這麼多錢去？”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王彩雲提到過身邊發生的兩起悲劇——當年的兩位同事，下崗後因貧困先後自殺。
一直努力主導酒仙橋危改羣衆鬥爭的老工人“孺子牛”，其實是718廠的退休工人，但並不住在拆遷區內，於是被排除在代表之外。
代表們定下幾條不成文規矩：不談個人問題；不與開發商單獨接觸；不接受開發商吃請。
談判失敗逼出公投
6月9日公投中，王彩雲一直呆在外面守候，她的任務是，一旦投票中發現開發商玩貓膩，便徑直闖進去砸掉票箱。
由於長期無法實施拆遷，電控陽光聘用的16家拆遷公司漸漸顯得不耐煩，有人甚至背後指責電控陽光“太窩囊”。
2007年正月初八，春節上班第一天，巴長瑞在一間地下室接見危改居民代表。這意味着官方首次承認了代表們的合法性。巴長瑞後來將此次見面稱爲“破冰之旅”。
危改居民代表小組成立之後，即由陳倫芬和酒仙橋街道辦副書記巴長瑞牽頭與電控陽光對話。對話以開發商節節退讓和代表們步步緊逼爲特徵。代表們自學了大量危改拆遷文件。“與開發商的談判中，我們從未處在下風。”王平說。
危改方案後來三易其稿，並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了代表們的意見。其中僅週轉費一項，即戶均提高兩萬元，開發商讓利總額一億元。這是文件規定之外對酒仙橋居民提供的一項特殊待遇。
然而代表們並不滿足，他們認爲，除非根本上推翻危改方案，乃至重新調整用地規劃，否則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代表們漸漸發現，電控陽光其實也有苦衷：有限的回遷土地面積中，需要安排街道辦事處、派出所等十八家單位，還要留出拓寬道路用地。另外還需要賣掉一塊地用以彌補建設資金不足，最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用來蓋居民回遷房。
電控陽光在致酒仙橋危改區居民的一封信中，隱約提到他們的無奈：危改區的建築面積是政府規劃部門審定的，安置標準是在政策規定的基礎上制定的，如果超出規劃條件允許和政府規定，項目將無法順利實施。
王平對孔令國本人抱有好感，他注意到，這位搞建築設計出身的開發商說到動情處時甚至會臉紅。
代表們找到有關主管部門，進展卻更爲有限。有一次對話中，居民代表高文漢發現，當滿頭白髮的代表龔秀蘭訴說起酒仙橋歷史時，區建委一位官員打起了嗑睡。
5月底的一次對話中，電控陽光表示已經退至底線，再不行只能走人。一位朱姓居民代表作出了妥協：要不你們將最後的方案公佈出來，讓大家來決定吧。
讓酒仙橋聞名天下的“危改公投”，因此浮出水面。
對於酒仙橋危改公投，外界曾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說認爲“公投”體現民主；另一說卻是“多數人的暴政”。
居民代表小組傾向於後者。對於“公投民主”說，居民代表鄒朝剛斥之爲“刺刀下的民主”，他認爲開發商用心險惡，公投是假，借公投強推危改是真。
巴長瑞在投票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公投只是聽取民意的一種方式，並非是決定危改的手段。
事實上，正是因爲巴長瑞的最後拍板，才最終讓多數代表們反對、開發商猶疑的“公投”付諸實踐。
眼見“公投”無法挽回，代表們向巴長瑞提出要“全程監督”，巴長瑞表示有公證處現場公證，代表當即舉出西安寶馬案公證處作假事例。
代表王彩雲重新開始活動，她以個人名義貼出四百多張小字報，號召大家“保衛酒仙橋”，投票時堅決劃“×”，揭穿開發商的“陰謀詭計”。
作爲危改中的“積極分子”，王彩雲曾多次被社區負責人出面做工作，讓其維護大局，結果均未見效。一位鄰居講，有一次王彩雲甚至將對方帶來的禮品扔出門外，而當地片警在上級壓力下，也曾苦口婆心對其勸服，甚至懇求王彩雲“給一條活路”。
6月9日公投中，王彩雲一直呆在外面守候，她的任務是，一旦投票中發現開發商玩貓膩，便徑直闖進去砸掉票箱。
公投中代表們充分運用了自己的監督權。他們組織居民輪流值班監督6個票箱，對於一些有問題的票則據理力爭。王平注意到，一位居民甚至對危改方案的兩個選項中劃了“0”，但卻在後麪點了一個點，再加上一個阿拉伯數字“9”，下面寫上一句話：贊成，但是購房款難以承受。經王平力爭，這張票沒有算作贊成票，而是作了廢票處理。
酒仙橋，“鬧”到僵
對於酒仙橋特有的“鬧”，陳倫芬一直充滿矛盾。一位前街道辦的主任曾經笑她：你們酒仙橋是不是“鬧”出甜頭來了？
著名的酒仙橋公投結果是：5473戶危改區居民中，有3711戶投票，基中贊成票2451，佔66%，反對票爲1228，佔33%，另有32票無效。街道辦事處、居民代表和電控陽光均承認以上數字的真實性，這也是談判數月以來，居民和開發商第一次就重要問題上取得一致。
然而酒仙橋危改也就此陷入了僵局。
公投之後，危改各方一度沉寂，謠言再次盛行。如傳稱回遷房將建在6公里外的墳地；開發商打算卷錢走人等。居民們在辦公室找不到巴長瑞，傳說他因“公投”受到上級批評，出去躲起來了(巴長瑞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當時曾去黨校學習幾天)；有人說電控陽光的人跑了，辦公室空着(孔令國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公司只是放了幾天假)。
在接受採訪時，孔令國自始至終盯着記者手中的筆。對於爲什麼最後1200餘戶居民反對危改，他回答說： “可能是因爲我們宣傳得不夠”。
電控陽光自2003年成立，前期投資已上億元，然而4年下來一戶未拆，曾被同行戲言爲是效率最低的開發商。陳倫芬爲孔令國抱不平：“人家本來幫咱酒仙橋危改的，誰成想成階級敵人了。”
對於酒仙橋地區所特有的“鬧”，陳倫芬很矛盾。一方面，他們理解酒仙橋工人的困難，他們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她也確實看到這種做法的危險。一位前街道辦的主任曾經笑她：你們酒仙橋是不是“鬧”出甜頭來了？
作爲連任5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倫芬其實一直試圖用另一種途徑解決問題，集中羣衆意見，向有關領導反映，可是她能明顯感到作用有限——有的領導“根本不愛聽”。
2400餘戶同意危改方案的居民以及1700戶的棄權者，成爲“沉默的大多數”。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大都遭到了拒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居民說，他覺得拆遷方案對自己而言已經可以接受，但也不反對別人去“爭”。因爲爭來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他惟一的擔心是，別“鬧得太過”，把危改攪黃了。
維權積極人士“孺子牛”感到了失落，他曾多次要求給居民代表們講話，結果被拒絕。後在一封致代表的信中寫道：與去年受到廣大羣衆熱烈歡迎相比，今年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冷落……不過孺子牛仍重申，“將與你們共同戰鬥，直至取得徹底的勝利”……
代表們一度想別的辦法，居民代表孫廣聚曾經找過北京著名的自建房發起者於凌罡，看能否拋開開發商，由居民們自主建房，然而測算下來，平均每平方米的房價大概是6000元，是回遷房價格的三倍。14位居民代表漸漸出現分化。6月3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14名代表只有10名出席。
在發佈會上，一向激進的王彩雲對前景充滿悲觀，“看着吧，將來酒仙橋沒準要出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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