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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在中國社區衛生協會成立大會上，陳竺首次以衛生部長的身份在公衆場合亮相。近15分鐘的致辭，平實而嚴謹，完全沒有脫稿發揮，顯出他的低調和審慎。
外界在談論這位6月29日接受任命的衛生部“新掌門”時，大多都會猜測他將制定什麼樣的新醫改政策。“這關係到13億中國人的切身利益，責任重大。”7月3日晚，與中國科學院的舊部下話別時，陳竺說，“確實壓力很大，自己會慎重，慎重，再慎重。”
走近衛生部
“強壓之下出成績”這句話用在陳竺身上，似乎再合適不過。時刻提醒自己要“慎重”的他，在2003年與“非典”的“戰鬥”中，便漂漂亮亮地出了一把成績。
2003年“非典”剛開始肆虐時，陳竺就敏銳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隨即組織科研人員對“非典”病毒進行研究。2003年5月，國家防治“非典”科技攻關領導小組成立時，已對非典病毒有所瞭解的陳竺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並因此被任命爲副組長。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時，他奉命親率12名專家，奔赴廣州和香港。
當時的香港，人們對“非典”的不瞭解正在轉化爲社會恐慌。在與特區政府和醫學界人士溝通後，很少面對媒體的陳竺接受了電視臺的採訪，把“非典”可能的發病原因和傳播途徑告知大衆，緩解了緊張氣氛。
在廣東，在同樣的氣氛中，陳竺戴着口罩，兩天內訪遍“重災區”，先後考察了廣東省疾病控制中心、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離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時間內拿到了“非典”病源樣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時間公佈“非典”病源基因結構。
經歷與“非典”的這場“戰鬥”後，陳竺對中國科技和衛生體制的落後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後，他與21位院士聯名給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呼籲加大公共衛生研究及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之後，陳竺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就衛生醫療體制改革發表意見和建議。
“13億人的健康問題，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藥就能解決，加強預防、保護環境纔是根本。”陳竺認爲，中國今後應增加對醫學和健康領域研究的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與“非典”的勝利一戰、提出的創新醫改理念，再加上近乎“完美”的專業履歷和國際學術地位，所有這一切使對陳竺的任命，很快便獲得公衆和專家的認可，正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高福所長所說，“我相信他的智慧。”陳竺這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無黨派人士部長，在新位置上將大有作爲。
插隊山香村
陳竺特殊的個人經歷，也讓熟悉他的人堅信，“他可以做得好”。
陳竺的父親陳家倫、母親胡曼音，都是上海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的教授。但陳竺自己的“醫學事業”，卻是從贛南信豐縣山香村開始的。
如今的山香村，依舊坐落着一些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外牆上還留着號召知青上山下鄉的標語。陳竺住過的那間，也依然“健在”。1970年，未滿17歲的陳竺插隊落戶到這裏，一呆就是6年。而那間土坯房，他住了3年。
“那時的農村生活，就是幹活、吃飯、睡覺，沒有別的。”當地農民回憶說，每天收工後，陳竺總呆在家裏，看父母寄來的醫學書，常點着煤油燈看到深夜。第二天天還不亮，他就又起牀，趕在出工前讀英語。“雙搶”時節，勞力們每天凌晨三四點就要出工，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儘管筋疲力竭，但陳竺仍每晚堅持學習幾個小時。“他的蚊帳薰得很黑，有一次差點燒着了。”爲進一步提高英語水平，每隔一段時間，陳竺就用英語給父母寫一封信，然後由父母逐字逐句修改後再寄回來。爲了學習國外醫學，陳竺堅持從每月7元的生活費裏，摳出來1元錢買《中國建設》。每次一收到新雜誌，他就把有關醫學的報道翻譯出來，寄給父親，由父親修改好後再寄回來。就這樣，6年的“函授教育”，使陳竺打下了紮實的英語和醫學基礎。
落戶山香村4年後，陳竺積累的醫學知識，已遠遠超過當地的很多“老江湖”。1974年，21歲的陳竺正式開始了他的“醫學事業”——成爲一名赤腳醫生。從此，山香村的村民只要頭疼發熱，就會去找“陳醫生”。
回顧那段經歷，陳竺曾說，知青生活加深了他對農民的感情。同時，也讓他切身體會到，“修地球光靠熱情是修不好的，國家要富強，必須靠知識和文化。”
1975年，陳竺被推薦進了江西省上饒衛生學校，兩年後留校任教。其間，他仍然沒有停止求知的步伐。1978年，他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爲我國著名血液病學專家、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教授王振義的碩士研究生。位列第二的，正是日後成爲他妻子的陳賽娟。在王振義教授的指導下，陳竺學業進步很快，先後在《中華醫學》英文版上發表了三篇有關血友病的論文，引起國際醫學界的關注。不久，他就被接納爲國際血友病聯盟的第一個中國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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