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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嚴厲批評泥沙俱下的器官移植醫療機構，“全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而香港特區能夠從事肝、腎和心移植手術的醫院僅各一家。
衛生部發文嚴格限制國內醫院爲外國人實施器官移植手術
圖爲安徽淮北礦區的一次肝移植手術
3個月前，哈迪德又一次來到中國。往常，這位來自阿曼的貿易商會奔波穿梭在廣州、東莞等地，用集裝箱把中國的玩具、工藝品成箱成箱地運回中東，賺取一筆筆豐厚的利潤。
但這次不同，甫下飛機，哈迪德就帶着27歲的兒子直奔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以下簡稱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這個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哈迪德決定要爲兒子“買一個肝”。
7月8日，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樓咖啡廳裏，55歲的哈迪德向南方週末記者談起了這次中國之旅——“去年，醫生診斷出我兒子患有肝硬化，並建議進行肝移植手術。”
由於阿曼缺乏肝的供體和醫療條件，哈迪德把目光轉向了國外，“就像你所知道的，阿曼只是一個擁有230萬人口的阿拉伯小國，加上宗教原因，幾乎找不到肝的捐獻者。”哈迪德曾想過去歐洲或美國，但他很快發現，“在美國，肝移植平均等待時間爲12個月，而換腎者需要等上三年半”。
“我的孩子可能等不到移植的那一天，就被奪取生命。”哈迪德最後接受了朋友的建議，到中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互聯網上的廣告承諾說，到中國肝移植等待時間爲一個月，而且有充足的肝源供體。”
今年4月，哈迪德和兒子來到中國。然而，直到7月份，肝移植手術仍然遙遙無期。醫生告訴哈迪德，“沒有供體，你需要等待。”
等待我的肝
哈迪德的遭遇並不是惟一的個案。58歲的阿里•納伊米躺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病牀上，打着吊針。這位來自沙特的肝癌患者用手指着自己的肝臟位置問：“我的捐贈者在哪兒？”
通過侄子小阿里的翻譯，阿里•納伊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向一家中介代理公司支付8萬美元后，他於今年3月份來到東方器官移植中心。“4個月過去了，我們等來的答覆都是沒有供體。原來40天安排肝移植手術的承諾也兌現不了了。”
“在這家醫院，等待肝移植手術的病人有25個來自沙特，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病人大概有65個。”在二樓咖啡廳，小阿里每天和其他病人、家屬在一起聊天、交流信息，“除了等待，我們什麼也幹不了。”
由於缺乏供體無法進行肝移植手術，一些病人開始選擇回家，“還有兩位肝癌病人因病重而身亡。”來自巴基斯坦的賈邁勒說，他非常擔心身患肝癌的父親能否撐到肝移植手術的時候。
因爲語言障礙，這些跋山涉水來到中國的外國患者，幾乎都沒有留意到中國衛生部的一條重要消息。7月3日，衛生部發布《衛生部辦公廳關於境外人員申請人體器官移植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人體器官移植應優先滿足中國公民需要，“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爲以旅遊名義到我國的外國公民實施人體器官移植。”同時，對於違反規定的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將給予嚴厲處罰。
“我們去年就開始了這方面的準備工作。”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衛生部這次通知的精神，早在2006年廣州舉行的人體器官移植峯會時就提出來了。
峯會聲明，中國的人體器官十分短缺，中國每年約有15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但僅有約1萬人能夠接受移植手術。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原則和國際慣例，器官移植優先滿足本國公民需要，禁止以旅遊名義爲外國人進行器官移植，僅特殊情況例外。
“這些外國患者都是去年聯繫註冊入院的。”朱志軍說，“我們將嚴格執行衛生部的通知要求，勸說外國病人回國。上個星期，我們剛勸走了十多個中東患者。”。
但仍有一些外國病人堅持要做器官移植手術。有些病人聯繫本國大使館，並通過中國外交部來做工作。阿里•納伊米說，沙特駐華使館官員曾兩次來醫院交涉，要求爲沙特人完成移植手術，但使館官員走後，醫院仍然沒有答覆；而另外一些身份顯赫的外國病人甚至把求助電話打到了高層領導人的辦公室。
“對於這些外國患者如何處理，我們已經打報告到天津市衛生局報批。”朱志軍說，“我們在考慮對病情確實嚴重和與我國傳統關係友好國家的病人能否做移植手術，當然這要等待衛生部的最終意見。”
昔日繁榮的“器官移植旅遊”
對來自沙特的阿里•納伊米來說，在中國支付8萬美元肝移植手術費用並不算昂貴，因爲“同樣的手術在沙特要20萬美元”。而讓他選擇中國的最爲關鍵的因素是，“等待器官的時間比其他國家要短”。
“器官移植手術在國際上存在這樣一種趨勢，患者會從器官等待長的國家向器官等待時間短的國家流動。”陳忠華說，國際器官移植學會把這種“移動性尋求器官”稱爲“器官移植旅遊”。陳忠華是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分會副主任委員、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
因爲中國器官移植規模的快速發展，且器官供應量大、手術費用相對較低，迅速吸引了韓國、中東一些國家、美國、日本、以色列等地的病人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旅遊”。
中國第一例肝移植手術是由上海瑞金醫院林言箴教授於1977年主刀。此後6年，中國共做了57例肝移植，但效果不好，大部分病人術後死亡。
在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看來，中國第二輪肝移植高潮是由1993年一批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中青年醫生創造的。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始人、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副院長沈中陽便是其中之一。1994年5月，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沈中陽主持完成該院首例肝臟移植手術。“當時沈教授計劃用3-5年的時間，完成5至8例肝移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回憶說，而後來器官移植髮展速度遠遠超出所有人的期望。
1998年，沈中陽帶着十幾個人組建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學部，並從醫院“分家”獨立出來，當時許多醫生還擔心自己丟了“鐵飯碗”。但肝移植業務卻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僅1999年就完成肝臟移植24例，2000年達到78例，2003年完成356例。在2004年，他們共完成肝臟移植507例，打破美國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數最多的紀錄。算上腎移植的368例，已更名爲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學部成爲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5年和2006年，肝移植的數量更是超過了600例。
顯然，業務的突飛猛進，“器官移植旅遊”是重要的助推器。“最初是一些港臺的病人慕名而來，接着外國人也開始多起來了。”朱志軍回憶，從1998年開始，一些在廣州經商的中東人找到了醫院，後來就像滾雪球，越來越多。
到後來，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國外患者所佔比例甚至已超過國內患者。據《朝鮮日報》報道， 2004年，該院進行的507例肝臟移植手術中，韓國人佔37%左右，其他外國人佔16%左右，國外患者比例超過53%。從2002年開始，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韓國患者已超過500人。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每年以色列30例心臟移植手術中，有10例是在中國進行的；在過去五年間，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國接受了腎臟移植。
隨着國外患者的與日俱增，器官移植手術費用也水漲船高。2004年初，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爲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人民幣40萬元。但對於國內病人，肝移植手術費用仍維持在20萬元左右。
之所以要實施內外有別的“價格雙軌制”，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解釋說，外國人佔用了中國人的器官資源，當然要付出更多代價。
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鉅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道，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爲中心帶來至少1億元的收入。2006年9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啓用，這棟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牀的移植中心正向人們展示它的實力和雄心。
朱志軍並不否認向外國患者提供器官移植的服務，促進了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發展和壯大，但他認爲當時衛生部並沒有對“器官移植旅遊”出臺禁止性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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