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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要當好一名官員，“難度係數”正越來越大。
不但單憑喝茶、看報來打發時日的“庸吏”和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貪官”們日子越來越“難過”，就算是一些兢兢業業真想有所作爲的官員，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中共十六大以來，隨着黨紀國法對各級官員全方位的約束日益嚴格，隨着對幹部的選拔、管理措施的完善和加強，隨着政治透明度的加大，很多官員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2003年，中國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等上百位中央與地方官員因爲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懲處，開創中國在突發災害事件中大範圍處分失職官員的先河。在職責內惹出了麻煩，但可以“豁免”的情況，如今更是成了舊皇曆。
今年5、6月份，山西省發生了震驚海內外的“黑磚窯”事件，95名黨員幹部、公職人員因爲監管不力、失職瀆職，以及個別黨員幹部參與“黑磚窯”承包管理等嚴重問題，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在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山西省省長於幼軍還代表省政府作了深刻檢查。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執政能力”概念，指出要着重提高政府和官員五個方面的能力。如今，包括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等已成爲衡量各級官員“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在一些政府機關，官員們被要求具備決策力、發展力、執行力、服務力、應變力、創新力等現代綜合能力，僅僅“人好”，已不能當一名好官。
裁汰庸吏、提高行政效能已成爲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重點。以監察部在浦東新區進行的改革試點爲例，行政效能投訴、行政首長問責、行政效能評估和行政審批電子監察四項制度已經啓動；去年浦東新區對13起行政過錯案件啓動問責程序，相關責任人和行政負責人受到責任追究。
重慶市是中國最早建立行政首長問責制的省級行政區，自2004年以來，重慶市先後啓動50次，98名官員受到問責。重慶市政府法制辦主任李殿勳說，建立行政首長問責制就是要從機制上着力解決政府機關決策失誤、治政失當、權力失控、政令失暢和行爲失範問題。
最近，遼寧省瀋陽市還出臺了一個專門約束“一把手”的新條例——《瀋陽市機關首長問責辦法(草案)》。瀋陽市政府法制辦已經面向社會公佈該草案，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行政領導違反這一辦法34條條款中的任何一條都可被追究責任。
中共十六大以來，反腐敗力度也一直在加大。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四年中，共有48萬多名黨員受到黨紀處分。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這使許多官員都受到震懾。有統計表明，5年來，違紀違法案件總量呈現下降態勢。
隨着反腐敗行動的推進，中國官員的私德問題不再諱莫如深。根據今年發佈的《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中國行政機關公務員違反傳統道德規範，例如包養情婦、拒絕贍養父母、虐待家庭成員等將受到懲處。
不少專家認爲，中國共產黨陸續頒佈或修訂的《黨內監督條例》《紀律處分條例》《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以及各項配套措施的相繼出臺，如同在官員的頭上加了一道“緊箍咒”。對越來越多的各級官員來說，當官難，當上官以後要走好從政路，更要一步一個腳印走好、走正。
最近，民意調查在中國一些地方的基層領導幹部選拔中已得到廣泛運用。這意味着中國選拔幹部日益民主化，而幹部的所作所爲更加受到老百姓的監督。江蘇鹽城市委組織部長章大禮說：“一位縣委書記即便上級組織部門考察通過，而民意調查不過關，他也不會得到提拔重用。如果民意測評很差，他還將面臨降職使用的懲罰。”
上海市人事局公務員管理處處長徐錦林對此深有感觸：“現在中國各級政府官員的壓力越來越大，這正在成爲普遍現象。這主要是因爲中國對官員的要求越來越具體，考覈指標越來越精細，標準也越來越嚴格，民生指標、環保指標等紛紛納入官員評價體系。同時，各種對官員的監督體制越來越健全。所以，在中國當官真的是越來越難了。”
“這對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對權力的敬畏和承擔的越來越大的壓力，能夠促使官員們更加註重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復旦大學行政學專家浦興祖教授說，“可以說，長期依法治國的實踐，正在慢慢培養中國官員對權力的正確認識，也促使大批真正想爲民衆服務的人走上幹部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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