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與信任是政府和社會秩序的基石。政府信用對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良性運行具有主導責任。而一旦政府不守信用，它對社會信用的損害將是致命的。
再一次，政府官員被網民選爲信用最差的羣體，以80.3%的絕對多數。中國政府官員誠信度再度下滑。這一結果讓人感到意外和擔憂。
而在2006年的《小康》調查中，這個比例爲75.36%，2007年，已經上升了近5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官員這一羣體在網民心目中的信用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差了。
而且，這一羣體的信用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政府的政務信用。《小康》的另一項調查顯示，民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較低。很多受訪者認爲官員素質低、能力差，並存在違法、違紀行爲，直接導致了政府信用形象的下降。如經濟學家厲以寧所說，如果政府部門和官員政策多變、信口開河、言行不一、政府採購合同隨意變更，將加速信用體系的崩潰，加大信用制度建設的難度。
這應該不是一個太讓人驚訝的結果。無論是80%土地違規責任在政府的事實，還是審計出的各部委高達358.7億元的問題資金，加一分難，可全國性的給政府減一分，太容易了。
根據調查發現，地方官員、地方政府的失信，已是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繞不開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盲目干預，任意撕毀合同與協議；政府官員腐敗，以權謀私行爲時有發生；地方和部門利益驅使，地方保護主義嚴重……
最大的投資風險是官員信用風險
成都一位頗具成就的陳姓企業家說，在地方進行投資，最擔心的不是別的，而是當地政府的誠信問題。這也是多數投資者所擔心的問題。
經濟學家董輔曾如此批判：政府的非理性行爲導致信用危機危害極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當地介入經濟活動，自己給自己擔保，最後說不管就不管；政府項目批了，但資金遲遲不按合同約定投入，而是釣銀行或者外來投資者的錢；一些政府招商引資時熱情周到，開出許多優惠條件，但等投資者資金到位後，卻不兌現承諾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爲；政府政策沒有連續性，說變就變，一個普遍的問題是“新官不理舊事”，今天張三當政搞張三的，明天李四當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戲稱，看看政府門前的牡丹變月季，就知道領導人換了，實行的總是否定再否定，一屆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鑼鼓再開張，影響政府的形象，對整個社會信用問題的負面影響極大。
“一般高層領導法制意識各方面都可以的，關鍵是中層以下的部門，特別是具體辦事的部門，信用較差。最常見的情況就是當初承諾,後來實施中變卦得比較多。因爲後面涉及到利益，當地部門要參與瓜分，於是就反悔了。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也難辦事。”浙江經濟協作辦公室副主任鄭憲宏稱類似現象已是司空見慣，就連浙江省這樣較發達的省份此類現象也比較普遍。
這種現象在中西部、東北地區、海南等地表現比較明顯，江浙滬、山東、廣東一帶要好一些。“這往往與經濟發展成正比，發達地區公務員素質也高一些，待遇也好一些，高薪養廉。但整體環境還是有一種思維定勢，或者說潛規則。”
這雖然讓投資者感到無所適從，但在長期的環境“薰陶”之下，有些商人也漸漸適應環境並如魚得水了。“給人家一些小好處，他可以獲得更大利益，這對整個市場是不公平的。建立人脈就可以拿到優厚政策，不利於市場競爭，資源優化配置。”鄭說。
中國商人因此在經營人脈關係上花很大功夫，甚至篤信，人脈就是生產力。譬如，太平洋建設的嚴介和從不掩飾甚至津津樂道於與各地方政府的談判經濟，還格外強調的是“和政府之間從來都是陽光下的交易”。有人稱他爲“產業政治家”，在與政府公關中長袖善舞，在與政府的談判中游刃有餘，他有一句名言，在中國做企業首先要講政治。
現在一些外企也本土化了，在這方面也很厲害。很多外企在招聘高級管理者時，就專門鎖定政府的官員，高薪從政府官員中挖角。因爲這些官員在官場摸爬滾打，深諳其中的遊戲規則和潛規則，也頗有一些人脈資源。那些跨國集團期待着他們入主企業之後，企業在政府公關方面將如魚得水。
然而，我們能期待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誠信的市場經濟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