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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和父輩截然不同
莫非給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從2005年開始至2007年9月17日，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受理“80後”的犯罪人數爲2064人，其中北京籍“80後”犯罪人數爲305人，只佔14.8%，非北京籍佔到八成以上。在所有犯罪案件中，涉及盜竊的有768件，搶劫的有425件，故意傷害的有178件，盜竊、搶劫、故意傷害成爲“80後”犯罪涉嫌罪名的前三位。“這些數據表明，現在大量的外來人員，尤其是外來年輕務工人員涌入北京，是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持續增長的原因之一，而且涉財類案件成爲他們犯罪的高發點。”莫非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曾作過類似的調查：“80後”務工者目前已佔當前外來務工人員的六成，其中71.4%的“80後”務工者出於“鍛鍊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學一門技術”、“在家鄉沒意思”、“享受現代生活”等原因出來打工，單爲掙錢而來的只佔18.2%。而34.9%的70年代打工者，76.2%的60年代打工者，超過50%的50年代打工者，都是爲了掙錢而來。調查同時顯示在職業流動率方面，“80後”務工者比例最高，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頻繁更換的原因有工作太累、不喜歡或只想換個環境。而50年代的務工者的職業流動率僅爲每人每年0.08次。
不堪辛苦，卻有各種需求和渴望，使“80後”務工者頻繁跳槽。但由於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同時又缺乏工作經驗，他們在城市中很難找到腦力或技術型工作，只能從事一些收入較低卻簡單辛苦的工作，以飯店、浴池、歌廳服務員和普通保安、學徒爲主。但“80後”務工者在家中多爲獨生子女，有些儘管生在農村，但父母也是偏愛有加，很少幹農活，父輩身上腳踏實地、安貧樂道的生活習慣，在他們身上已難覓蹤影。“當他們進入城市後，才發現夢想與現實的差距，這種落差加上本來就很浮躁的心理，會加重他們內心的不平衡，很容易使他們放棄勤勞致富的耐心，選擇鋌而走險。”莫非告訴記者。
在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記者見到了21歲的張世。
2004年，張世初中畢業，從黑龍江大慶來到北京，幹過餐廳的服務員，也在溜冰場工作過，張世的工作乾乾停停，收入遠不能支付他每個月兩三千元的花費，好在有改嫁在京的母親，供他吃住和開銷。打牌、喝酒和上網，這是張世的業餘生活。而不久前夥同朋友一起參與搶劫，張世說是爲了“好玩”。
“不知道這是犯罪嗎？”
“當時沒有多想，他們叫我就一起去了。”
“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麼罪，會判多少年嗎？”
“……”
“搶劫罪，像你們這種情況可以判十年以上。”
“這麼重？我真的不懂！”
社會轉型的直接衝擊
美國社會學家謝莉·路易絲曾在《犯罪與現代化》中指出：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對犯罪的影響十分顯著。她在對世界各國200年來犯罪問題資料的分析中發現，不論是在19世紀英、法、德、俄等國的工業革命初期，還是20世紀發展中國家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進程中，儘管各國由於各自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的特點而有所不同，但卻無一例外地出現了犯罪率激增的現象。
“‘80後’務工人員犯罪的增多，與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有直接關係。”莫非告訴記者，我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釋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使大批外來人口涌入城市，而同時，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水平有限，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城市，超出了城市承受力，給社會管理工作帶來挑戰；又加之進城務工人員的文化觀念與城市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以及“80後”一代特有的性格弱點，造成了這部分外來人員犯罪率居高不下。
採訪中，張世告訴記者，服刑結束後他會回到黑龍江老家，學一門技術，踏踏實實工作。
“北京不適合我，我也不適合北京。”他若有所思地說。
(文中當事人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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