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百家講壇》目前最年輕、也是唯一錄制節目時從未返工的主講人,32歲的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蒙曼正在開講的『武則天系列』受到關注。在本月30日『武則天系列』講座結束之前,蒙曼講座的配套圖書《蒙曼說唐:武則天》就將與讀者見面。由於易中天曾親切地稱呼她為『小於丹』,因此,作為《百家講壇》重磅推出的蒙曼被寄厚望成為另一個於丹。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蒙曼卻告訴記者,她永遠只是蒙曼,『小於丹』只是別人的看法。
記者:作為《百家講壇》中最年輕的主講人,你是怎麼走上這個節目的?
蒙曼:我的學長孟憲實向他們推薦了我。當時,節目編導魏學來老師專程來中央民族大學聽我講課,兩三天之後,節目組打電話要我去試講。
記者:在《百家講壇》開講與在課堂上講課的差別大嗎?用現代語言詮釋歷史時,你是否擔心在這種轉換過程中有失真現象?
蒙曼:我認為教學的理念是相同的,我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能讓學生快樂地學習。至於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自然要因人而異,不同層次的學生會有完全不同的學習內容和學習形式,對於《百家講壇》的觀眾也是如此。對我來說,下面還是坐了一群人,只不過聽眾換了,他們年齡層不同,又來自不同領域和行業,只需要試圖講得更簡易明白一點。我從不擔心用現代語言詮釋歷史會導致失真,因為歷史求真的關鍵在於審慎地對待史料以及盡可能地理解古人,用什麼語言講授不是關鍵。
記者:馬瑞芳出過一本書說《百家講壇》是『魔鬼的床』,很多主講人都經歷了被『改造』的痛苦適應過程,不過編導說你錄節目時從來沒有過返工。
蒙曼:我不痛苦,一點都不覺得痛苦。我相信淺出和深入並不矛盾,我給學生上課就那麼講。我中學時曾是一個逃學的孩子,有時候覺得逃學不是我的錯。給學生講課一定要讓他們喜歡,如果讓人一聽到你講歷史就對歷史產生了厭倦感,那你的教學效果在哪兒呢?即使不上《百家講壇》,我也希望在不枯燥和有收獲兩者之間找平衡。
記者:你講武則天的時候懸念設置得很好,聽說這跟你愛看偵探小說有關?
蒙曼:也許吧,也許這些東西都是潛移默化的,因為我們看偵探小說的時候總是在推理,總是在猜測。歷史其實也是充滿懸念的,我們也要猜武則天那時候為什麼要這樣做,是真的還是假的。
記者:很多老師都以聽課學生人數多而自豪,而你開課時要限制人數不超過50人?
蒙曼:我在學校開的選修課,來聽課的學生曾經達到200多人,坐不下要到走廊上站著。我講過之後覺得非常辛苦,因為需要喊著講話,以後我就開始限制人數,開課的時候會注明最多不能超過50人。
記者:作為《百家講壇》最年輕的主講人,會不會有壓力,特別是被稱為『小於丹』的時候?
蒙曼:我想無論是研究歷史還是解說歷史,年齡都不是關鍵問題。當然,年輕人可能需要更多的人生經驗,對此,我會遵循中國古訓,第一,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第二,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小於丹』的說法是外界的事情,對我個人而言,我永遠都是蒙曼,不存在做誰的問題。
記者:除了現在正在播出的『武則天系列』,聽說下來你還會接著講太平公主和唐玄宗?
蒙曼:計劃定了,還沒有開始錄。我的研究方向是隋唐五代史以及中國古代婦女史,我在《百家講壇》開的講座都是圍繞隋唐史進行的。做隋唐史,這些人物既是我感興趣又最不能跳越過去的。電視劇有電視劇的視角,歷史有歷史的視角。換一個視角,可能你看到的就是全新的東西。
記者:之前有采訪提及由於你的滿族血統讓你更理解武則天,是這樣嗎?
蒙曼:這個問題要看具體的語境。此前有記者問我滿族血統是否對研究武則天有影響,我的回答是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因為這裡並不涉及血統問題。但是我也告訴對方,對於一個滿族人而言,理解並接受婦女的權威並不困難,因為北方少數民族婦女的家庭地位通常較高。我說這句話本身並不意味著如果不是滿族人就會有不同的視角。
記者:對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你的處理原則是什麼?
蒙曼:如果有時間的話就擺出爭議,然後講出自己的觀點和理由;有時候時間不允許,就直接講明自己的觀點和理由。
記者:《百家講壇》走紅以來,學者明星化、學術娛樂化、電視講座對知識的稀釋常常引發爭議,你怎麼看?
蒙曼:學者和明星是兩個領域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同樣,我也不認為用通俗的語言講解歷史會導致學術娛樂化以及對知識的稀釋。因為我們講課關鍵看受眾,給一般觀眾講課就要考慮他本身的知識積累和理解能力。在大學裡,如果有人用給博士生講課的方式和內容給本科生講課,恐怕也會遭到批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