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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年初，上海一位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的每月養老金爲2006元，這已算同級別高工中的中上水平；而該市某民主黨派機關普通司機的退休費爲2550元。而華南某市一位高工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07年7月，該市部分企業副高職稱的退休專家養老金約爲930元，相當於當地機關事業單位清潔工工資的一半。
導致差距的癥結並非祕密：在企業，退休金按照其交納的養老保險費以及當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等因素計發；而機關和事業單位，則依據其工齡和退休前一月的工資計發。
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上海市社保局官員稱，制度層面的改革，“待國家政策明確後，我們會積極研究”，目前只能堅持執行國家的調整計劃。
2008年1月，中國各地已陸續出臺新一輪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方案。這是國家繼2005—2007年三年調整後的再度延續，調整年限將至2010年。
老人們終於有了盼頭——CPI的飛速上漲，已讓那些領着微薄養老金的企業退休人員捉襟見肘。更讓他們心理不平衡的是，橫跨在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數字鴻溝”，尤其是那些曾“挑大樑”的企業高級技術人員。上海、江蘇徐州、河北邯鄲等地的退休高工，曾爲此發出公開信，千人簽名，呼籲解決“企業高工的退休待遇，不如機關司機和門衛”的現象。他們中，不乏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國家部委先進工作者、省市科技進步獎獲得者，以及省、市政協委員，無一不具有副高以上技術職稱。“在職時候要講效率，二次分配就要講公平。退休之後應該是國民待遇，現在爲什麼搞‘一國兩制’？”一位老人說。
國務院津貼獲得者的心酸
這並非誇大其詞。2007年年初，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62歲的前上海政協委員呂勝美的養老金爲2006元，這已算同級別高工中的中上水平。而南方週末記者調查顯示，上海某民主黨派機關普通司機的退休費爲2550元。兩者相差544元。
廣東某市企業高工葉其壽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07年7月(三年調整後)，當地部分企業副高職稱的退休專家養老金最低約爲930元，僅相當於當地機關事業單位清潔工的一半。
若不論司機、清潔工，這一水平只及機關事業單位同等職稱人員的1/3甚至更少。而那些“強勢”機關人員的退休待遇可能更高——這包括不菲的共享費(顧名思義，共享經濟發展之實惠)、書報雜誌費、體檢費以及旅遊療養等種種補貼。
在上海呼籲者提供的《上海國有企業退休高工養老待遇》列表中，南方週末記者發現：2005年初，這些來自上海85家國有企業的467名退休高工，養老金水平維持在1000元左右。而在部分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比如山西、安徽，還遠遠不如上海，當時的水平甚至只有六七百元。山西高工車兆國回憶，2005年，三年調整方案之前，他的退休金爲700餘元，連機關事業單位普通人員退休金的零頭都不如。
自2005年始，各地在國家的統一安排下逐年提高了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但每次每月數十元額度的增長，仍未能有效改善企業退休人員的境遇。
這影響着退休高工們的生活。一位省級科技進步獎的獲得者，2007年最新的養老金爲每月1500餘元，但她每月僅治療癌症就要花掉醫藥費近千元，不得已改服便宜的中藥；原上海第一冷凍機廠一位高工——全國公認的空調行業權威，80歲高齡還被迫打翻譯零工補貼家用。而上海市政協委員孫安民告訴記者，他的老師——一位爲當地作過巨大貢獻的高級專家，因養老金微薄，出門看病都要選坐1元無空調的公交車。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退休待遇，還表現在諸多方面。譬如退休人員去世後，依照2006年喪葬撫卹標準，上海企業是補發兩個月企業平均工資；而機關和事業單位則補發本人20個月工資再外加600元補助費，“典型的同命不同價”。湖南的情況類似，2007年10月該省部分退休高工發出的公開信顯示，該省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退休人員的喪葬撫卹標準相差竟達15倍。
即便同一科技獎項獲得者，顯現在退休待遇上也是涇渭分明。在上海，若是企業員工，一次性補貼數千元，而機關事業單位則以每月增發比例計算，持續到離世。呼籲者提供給本報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以增發至80歲爲止，二者累積所得相差14倍左右。
越增長，越懸殊
來自上海的四百餘位企業退休高工最初嘗試以體制內方式解決問題。他們寫過上訪信，寫過政協提案，上過人代會。
但老人們得到的答覆千篇一律，地方社保部門既承認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明顯差距，認同企業高工目前的養老待遇過低；又不得不強調，“這是不可逆轉的錯誤”，“涉及國家宏觀管理體制的改革，由地方着手解決十分困難”。
有限的緩解措施，便落實爲每年參照在職職工工資的增長幅度，同步提高企業退休職工的養老待遇，所謂“普加”。
“普加增幅，在在職職工工資增幅上還要打折，而機關退休人員的增幅是按照級別增加絕對值。”呂勝美說。最終，呼籲者們發現：這一蝸牛爬坡般的上漲速度，讓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位曾專門從事企業薪資工作的高工，留心了上海近年來的養老金增長情況。她依照公開數據計算後發現：2003—2006年，上海企業退休人員平均養老金與全市平均水平差距逐年拉大，從每月63元到110元，更何況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差距？
她指出，上海之所以造成企業高級職稱人員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差距日益擴大，由其地方特色導致。這包括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時，上海地方的補貼工資帶入覈算，致使初次覈定時“冒高”一塊。而歷年以來，機關養老待遇調整一直是“腳踩兩隻船”，地方調整時要加，國家統一調整時也要加，“在職時幹一份活，退休後吃兩鍋飯”。
爲了穩定和平衡，2005年，上海市針對企業高齡退休人員實行“特加”政策，70歲以上的人享受到每月數十元的特殊增長，但這仍未覆蓋高工全部，且幅度依舊有限。2006年勞動保障部要求，企業基本養老金調整應注意向高級職稱的退休科技人員適當傾斜。上海市領導亦公開承諾，“堅持新賬不欠，老賬逐年還”。同年，呼籲日久的上海退休高工，終於等來了迄今惟一的一次“專加”(專門傾斜)政策。上海市社保局出臺了給予企業高級職稱退休人員一次性額外每月300元(副高)、500元(正高)的政策。
這本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高額度增長。但尚不及欣喜，呼籲者們卻發現：幾乎同期，上海市對機關和事業單位也有一次遞加，且同職稱額度高達400元和700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舊賬非但沒還上，新賬還在繼續欠着。”呂勝美說。
而在湖南，2006年對於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的退休費每月增加額度標準爲，廳局級750元，縣處級450元，鄉科級275元，科員辦事員180元，教授及相當職務700元，副教授及相當職務400元。以2005-2007國家三年調整方案中，企業退休人員月均80元的增長水平爲參照，機關一年勝於企業三到五年。
於是，呼聲依舊。僅2007年上半年，就退休待遇差距逐年拉大問題，上海有關職能部門已經收到1300多封羣衆來信。在遼寧、天津、安徽、湖南，公共視野裏均反覆出現着企業退休高工羣體的不平之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鈞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幾乎每月都會收到大量的來自全國各地的關於類似事件的求助信。
2008年1月，上海公佈了最新的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方案，儘管調整幅度已略高於外地省市，但令退休高工們失望的是，調整方案並沒有遵循國家要求，對他們專門傾斜，“同期的北京方案可以對退休高工傾斜，爲什麼上海不？”呂勝美說。
南方週末記者在上海勞動保障網的“局長在線”上，就此諮詢上海市社保局官員，答覆是，外省市逐年執行，每年40元至60元，而上海是2006年一年補償300到500元，已經補償到位。
上海的退休高工們並不領情，他們看到的卻是“越增長，差距越懸殊”的現實，正草擬着新的公開信，冀望社會關注。
“這是社會公平的問題”
問題的癥結並不是祕密。1995年，國家率先對企業養老制度進行社會保障改革，實行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爲內核的“統賬結合”模式。此前，中國的養老模式一般爲國家和企業完全保障——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幾無差距。
但1995年企業改革時，機關和事業單位未列入改革範圍，依舊由國家財政完全撥付。這就形成了在養老制度上，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是爲“雙軌制”。
雙軌制最直接的表現，是二者的養老待遇計發方式不同。企業退休人員按照其交納的養老保險費以及當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等因素計發，機關和事業單位依據其工齡和退休前一月的工資按比例打折後計發。
而企業內部高工的原有幹部身份，早前兩年，1993年勞動部推行企業全員勞動合同制而下令取消，統稱企業員工，這樣，企業的高級專家不再享有幹部待遇。
具體到某些地方的退休高工而言，最初確定養老待遇時，他們的職稱並未考慮在內。而是代之以一筆一次性付出的所謂補充養老金，“成爲不可逆的政策失誤”。中國政法大學勞動保障專家鄭尚元認爲：這不是社會保險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公平的問題。
而對養老待遇公平的訴求，已直接引發公衆對於雙軌制的強烈質疑，並呼籲改革。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鄭東亮認爲：首先，制度應該是相對統一的，這是基礎；現在實際上是兩個制度，一頭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負責，一頭是人事部負責。
他以日本爲例解釋道，“日本政府和企業的退休工資實際上是掛鉤的，公務員工資和大中型企業的工資有一定的比例。而中國實際上沒有這樣的一種機制，相互之間是分開的，於是彼此間就沒有協調。”
有關專家認爲，改革雙軌制首先要依仗於國家部委層面的共識和管理體制的變革。
2006年11月，養老金的巨大差距問題被列入《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0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劉永富也稱：“下一步，我們要進一步推進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均認爲，如果制度變革不能一蹴而就，當務之急是，國家財政增加投入，先期補足企業這一塊的巨大差距。不能簡單地削峯填谷，一味把機關和事業單位高的降下來，因爲中國整體的社會保障水平都不高。
但現實的困惑還在於，在國家2005年的“三年連調”方案中，雖然也提出了“調整養老金要注意向具有高級職稱的退休科技人員適當傾斜”，但沒有規定要“傾斜多少”、“多久傾斜一次”。各地相關部門在操作中並沒有統一標準，害怕“傾斜”後引起其他省市攀比，成爲不傾斜的一個理由。
2008年的調整方案出臺，各地就一度出現了互相觀望的情形。春節前，安徽省社會保障廳一官員接受南方週末記者諮詢時就坦陳，各省情況不一，調整幅度應結合本省實際，慎重公佈是以免造成各省退休人員盲目比照，產生新的矛盾。
該官員稱，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的差距問題，已呼聲日久，近年尤甚，各省目前只能依照國家的整體安排做力所能及的調整工作，差距的最終解決，必須仰仗於國家層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以及人事部等部委之間的協調和智慧。“因爲是歷史遺留問題，徹底解決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上海市社保局官員在其官方網站“局長在線”接受南方週末記者諮詢時也表示，制度層面的改革，“待國家政策明確後，我們會積極研究”，目前只能堅持執行國家的調整計劃。
CPI的飛速上漲，已經讓各地的老人們迫不及待。他們開出了自認卑微的請求，一年內達到機關事業單位普通司機水平，三年內達到機關事業單位同等人員水平。這可以理解，他們必須以僅存的晚年歲月與循序漸進的政策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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