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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是個過於宏觀的概念，但卻必然在未來數十年內，於細微處影響每一箇中國人的生活。
這或許是個阻力重重的變革，但卻必然使中國在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大部制，這個內涵豐富的詞彙，在十七大後進入公衆視野，重構中國政府權力架構的預期，使它承擔起吹響中國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號角的重任。
大部制改革時機成熟
“大部制，將成爲下一輪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龍頭。”
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北京大學的講壇上，61歲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以這句話開始他的講演。當時，臺下衆多的聽衆，對大部制這個新詞彙，還知之甚少。
幾個月後，這個當時被外界認爲是純學術猜測的想法，被官方以最高文件的方式證實。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被鄭重寫入近3萬字的十七大報告。
今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正式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汪玉凱因此成爲媒體追捧的大部制改革專家。
“我搞了幾十年的政府改革研究，通過我的觀察和思考，目前，推進大部制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汪玉凱說。
避免職能交叉多頭管理
大部制，這個在十七大後才逐漸進入公衆視野，在中國人聽來還有些陌生的新詞彙，30年前已經是歐洲各大報章的熱門話題。
被中國人熟知、素以鐵腕著稱的英國保守黨領袖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上任伊始，就將改革英國政府機構列入她的工作表，大部制的思路，正是在其實踐中逐步明確。
所謂大部門體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門設置中，將那些職能相近、業務範圍雷同的事項，相對集中，由一個部門統一進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
“目前，社會和經濟範圍內，我們的政府機構職能交叉的問題比較突出，直接影響到我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現在基本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汪玉凱說。
一個事實是，大部制從去年10月寫進十七大報告，到今年3月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僅僅用了5個月的時間。
“這說明，最高層對這個問題，早有考慮，已經下定了決心。”汪玉凱分析。
人事安排成改革難點
這並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的決心。
對中國政府的管理機構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其複雜的架構和龐大的組織體系記憶深刻。
“我簡單數了數，國務院各部委、直屬機構、辦事機構、事業單位，至少有70個。”中國人民大學的毛壽龍教授說，他所帶領的課題組，曾在2004年，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委託，做過一個名爲《未來十年的政府改革框架》的課題研究，在成果報告中，提及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毛壽龍的建議也是，進行大部制改革。
向來爭論不休的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觀點出奇的一致，“雖然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但都是改善性的質疑，而不是否定性的。”毛壽龍稱。
改革的阻力，顯然並不來自於學界。
“要將幾十個部委，縮減成十幾個，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多出來的部長們怎麼安排。”汪玉凱稱，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人事，始終是改革不可迴避的難題。
“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國務院40個直屬部委，一下子減了11個，力度相當大，改革前，中編辦等部門的負責人和每一個部長談話，就談三句話，叫部長回答三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你看你這個部，下屆政府還要不要；一個問題是，要的話，你最少需要哪幾項職能；第三個問題是，根據這些職能，你要多少人。據說一輪談下來，沒有一個部長主動要撤銷自己的部。”
部長們的反應，其實很好理解，每個部委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這種調整涉及到很多利益的問題，受到一些部門的抵制和反抗，這是政府機構改革的最大難點。”汪玉凱說。
即便面臨衆多阻力，大部制改革還是被本屆政府提上了日程。“就像生小孩一樣，這是一個必經的陣痛，早經歷比晚經歷好。”汪玉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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