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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人民幣升值12%，而是出口產品漲價12%，把這12%的一半用來加入員工工資，那麼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目前省會級城市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1500元左右。”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向媒體公開表達的一條建議，引發多方關注。
不少代表和委員都對提高職工工資發出了支持的聲音，但也有不少人反對和質疑向文波的這一提法。在多種因素綜合影響使得企業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上升趨勢明顯的當下，工資問題，無疑成爲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最低工資標準與“民工荒”
早在2007年6月，向文波就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出“國家應立法大幅提高低收入階層工資”，並具體提到省會級城市企業最低工資應該達到每月1500元。他強調,這個數字並不是指最低社會保障，而是指最低工資。
兩會之前，他又在博客中舊事重提。“到底是1400還是1500元，這個不重要，可以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消費水平調整。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認不認可最低工資的標準，就是確定最低工資的原則。”向文波說。
在博客中，向文波引用美國福特汽車創始人福特的話來說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重要性：“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爲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決定着這個國家的繁榮。”
“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GDP每年增長10%左右，但如何讓普通百姓都分享到發展的利益成爲一個現實問題。”向文波分析，尤其是大量低收入階層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實在太低，如農民工加班加點平均工資只有700元/月，像武漢這樣的城市最低工資標準不到600元/月，“這樣的薪酬標準只能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根本談不上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他認爲，分享成果的基本形式應該是儘可能提高國民的薪酬和福利。
以長沙市爲例，2006年人均年收入2.4萬元，根據國際上的標準，最低工資約爲年收入的0.4到0.6倍，取其上限，應是是1200元，再考慮到通脹和工資自然增長因素，向文波便得出了1500元作爲最低工資標準的結論。而長沙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恰好處於全國平均水平”。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中國勞動學會會長華福周認爲，在經濟快速發展、企業利潤增長、物價水平上漲的情況下，企業職工的工資理應隨之相應提高。事實上，早在2004年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頒佈了新的《最低工資規定》，明確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但真正的執行情況並不理想。
一個例證是，據統計，從2003年到2007年，廣州市職工創造的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約14.50%，人均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約14.52%，但職工工資平均每年只增長了9.45%。與之相隨的教訓是，珠三角地區已經連續幾年出現“用工荒”。
“如果我們的就業只是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甚至連這些都不能完全解決，我認爲就是無效就業，這樣的就業率再高，也沒有太多的意義。這應該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向文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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