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企業有能力承受”
不僅提出“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向文波還言之鑿鑿:大部分企業有這樣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不是做企業的,有人會說我是信口開河,但只要瞭解我的(企業管理者)身份,就應不會懷疑這個(企業能夠承受這樣的工資標準)。”向文波表示。
“他將那層窗戶紙捅破了。”湖南省社科院院長朱有志如此評價。
但反對和質疑之聲也不少。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提高工資將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競爭力,更主要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標準應該由市場決定。
“有人說,最低工資標準應該由市場決定,這個是絕對錯誤的。”向文波直言,工人是弱勢羣體,他們的利益應該得到保護,“全世界不管是哪個國家,關於最低工資標準、關於員工的基本福利,都有法律性的強制規定。”他指出,許多企業對這一情況也心知肚明,也有能力提高職工工資,但從追求利益最大化角度考慮,沒有人願意主動來提。
湖南一家以出口爲主的企業負責人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展現了工資提高的另外一面。
這家企業的規模在全球同行中處於排頭位置,市場佔有率具有絕對優勢。但其負責人坦承,“一個重要的競爭優勢,是產品的價格低”,而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勞動力因素。據他介紹,隨着一些新的法律法規開始實施,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這家企業的優勢將受到較大沖擊。在此情況下,最低工資標準對於以出口爲主的企業來說,無疑將構成更大壓力。
他表示,實際上之前公司員工的平均工資不低於1500元,但如果要將最低工資標準大幅提升,並且予以確定,“我們有些擔心”,因爲原來普通員工的收入除了最低工資外,主要來自於工作績效,“如果確定了比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員工會不會還有那麼高的積極性?”因爲企業並不想再“額外”增長太多工資成本來“刺激”員工積極性。
向文波則表示,企業員工作爲弱勢羣體,不能因爲一些本不應由他們承擔的因素而利益受損,“保護弱勢羣體的利益是人類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誌。”
不只是民生問題
與外界衆多聲音不同,向文波認爲,最低工資標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民生問題。
“我相信只要產品賣得稍爲像個產品而不是像賣破爛,這樣的中國企業就都能承受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向文波說,這正是他建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他看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非但可以實現,而且應該通過這一過程,使國內企業實現一個“理性的成熟”。
“自2005年國家啓動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已經累計達到12%。人民幣升值12%跟出口產品漲價12%,對我們價格競爭力的影響是一樣的。但是人民幣升值所產生的結果,與我們提價所產生的結果完全不同。”向文波說。
“如果不是人民幣升值12%,而是出口產品漲價12%,把這12%的一半用來加入員工工資,那麼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完全可以實現,甚至可以大大超過的。”向文波進一步分析——
“如果把這12%裏面的3%用來提高我們出口企業的盈利能力,那麼我相信中國出口企業的盈利水平會有大幅提高;如果說剩下的3%變成國家的稅收,那麼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會更多。”向文波說,但非常遺憾的是,目前這一切都沒能成爲現實。
儘管有人嘲諷“向總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向文波依然堅持認爲,這樣的過程是必需的。“一個企業,國家的《勞動合同法》你不遵守,最低工資標準你不執行,環保也不出力,那基本上就等於沒有什麼社會價值了,這樣的企業,還要它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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