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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耀先
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原址，現已是居民樓
2008年3月，瀋陽，皇姑區崇山西路93號，瀋陽市防爆器械廠的原址。
22年前，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宣佈破產，成爲新中國第一家宣佈破產的公有制企業。
當時的外電報道稱：“瀋陽市實行企業破產規定，這是共和國成立以來破天荒的做法，它朝着打破‘大鍋飯’邁進了新的一步……”
一場寂靜的新聞發佈會
韓耀先回憶：1986年8月3日，瀋陽市迎賓館北苑會議廳裏擠擠喳喳的坐滿了人，大多是瀋陽市防爆器械廠的工人，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帶着白紙花，神情肅穆。只有幾十名記者的攝像機、相機咔嚓咔嚓的聲音。
會上瀋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首先宣佈：
瀋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業破產通告第一號
根據《瀋陽市關於城鎮集體工業企業破產倒閉處理試行規定》(以下簡稱《破產倒閉規定》)，瀋陽市防爆器械廠於1985年8月3日被正式宣告破產警告，進行整頓拯救，限期一年。但是一年來雖然企業做了各方面的努力，終因種種原因沒能扭轉困境，所欠債務無力償還，嚴重資不抵債。現決定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從即日起破產倒閉，收繳營業執照，取消銀行賬號。有關企業善後事宜，由“瀋陽市防爆器械廠破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依照沈政發1985(24)號文件精神全權處理。
特此通告
1986年8月3日
這段短短的200餘字的通告讀了不過3分鐘，然而時間卻像停滯了一般。起草這份被稱爲中國破產第一法——《瀋陽市關於城鎮集體工業企業破產倒閉處理試行規定》、並一手推動了新中國第一家公有制企業破產案的人，就是一直悄悄坐在人堆裏的韓耀先。
22年後，韓耀先說，因爲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肯定，這也算是“成績”，可是看着這麼個廠子真就讓你給送上死路，心裏的滋味，也不好受呀！2008年3月下旬的一天，年近古稀、從瀋陽市經貿委副主任職位上退下來的韓耀先在他的辦公室裏對記者說，他現在被返聘爲瀋陽市企業兼併破產服務中心的主任，做的，還是送企業破產的活。
社會主義也能搞破產？
1984年上半年，瀋陽這個東北老工業重鎮僅根據冶金、輕工、化工等11個工業局測算，就有43戶集體企業虧損嚴重，資不抵債。在“大鍋飯”、“鐵飯碗”的思想下，這些企業的工人們混日子，廠長更是混日子……
1984年6月的一天，一份時任瀋陽市市長李長春的批示送到了瀋陽市集體經濟辦公室。“你們應到集體企業進行調查研究……另一種傾向是經營不好，管理混亂，產品沒有市場，技術落後，嚴重資不抵債的企業如何退出市場。此項改革在集體企業中先做起，你們拿出意見，這些經營不好，不能夠生存的企業，到底怎樣處理，能否進行破產倒閉！最好拿出一個破產倒閉的規定。”
“老韓，李市長的這個任務交給你。”集體辦的王副主任對韓耀先說，他剛剛從瀋陽市汽車配件公司調任瀋陽市集體經濟辦公室搞政策研究。
韓耀先做夢也沒想過，在社會主義的天空下，居然，要搞企業的“破產倒閉”？！
1984年的防爆器械廠，工人們沒有事做，卻沒有人發愁着急，因爲工資照發不誤。原廠長石永階待在家裏發愁。截至1984年底，廠子連續虧損以及欠下大筆外債，欠債總額已高達48萬元。
“首部”破產法出臺
韓耀先最先想到的是“關、停、並、轉”，“社會主義國家企業不能倒閉，企業搞不好將來大門一關，由政府行政部門下令停產，職工分流，這是簡單而又合乎人情的事！”自覺想法不錯的韓耀先經過一番調研，40多條內容、3000餘字的《破產倒閉規定》初稿出爐了。
誰知一星期後，初稿被斃。李長春在他的初稿上批了這樣一段話：“企業倒閉是競爭中的破產，不是人爲的關閉……此文件很重要，但現在的理論水平還不行！”
韓耀先一片迷霧的眼前，突然出現一絲光亮，“就是市場經濟這個提法。競爭中的破產，不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而應是按照經濟規律發展客觀產生的必然現象，應用經濟規律、經濟槓桿去引導企業！”韓耀先再次下定了搞好這部法規的決心。在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可以借鑑的情況下，他挨個企業跑，組織工人們開座談會，瞭解企業的實際情況……
一個多月後，韓耀先形成了《關於瀋陽市城市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破產倒閉處理試行規定》(以下簡稱《破產倒閉規定》)的完整意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市場競爭中必然出現優勝劣汰。爲了保護競爭，鼓勵先進，鞭策落後，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和倒閉企業待業人員的基本生活，根據集體經濟的性質、特點和我市集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客觀要求，就城市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進行破產倒閉處理……
1985年2月9日，經過兩次市政府常務會議，正式通過了“破產倒閉規定”，並以瀋陽市政府發(1985)24號文件下發。這就是被人們稱之爲共和國“首部”破產法。這份已經成爲政府文件的“破產規定”，最後以廣告的形式全文發表在《遼寧經濟日報》上。
對於當年這份稱得上是“石破天驚”的“破產倒閉規定”，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陳清泰認爲，在當時計劃經濟的時代，這樣的一種改革嘗試，無疑爲中國今後的改革做了大量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增強了更多企業的活力、動力。
三張黃牌和一對花圈
《破產倒閉規定》出臺後，瀋陽市政府一方面想借此警醒當時的部分企業，一方面也意在實際的操作中考察這部法規的可操作性。
1985年7月，根據對全市企業的考察，工作組列出了一份包括了瀋陽市11家資不抵債、長期虧損、難以扭轉局面的備選名單，從這11家中，又最終確定了瀋陽市防爆器械廠、瀋陽市農機三廠、瀋陽市五金鑄造廠三家企業成爲試點。
“選擇其實還是有一定原則的，因爲是第一次，誰也不敢預見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所以選了三家規模較小、虧損情況比較嚴重的集體企業試點，一旦弄不好，影響還能降至最低。”22年後，韓耀先直言。
1985年的瀋陽市政府，文件仍需油墨印刷的年代，韓耀先讓工作人員把下發給每個企業的通告，用特殊的黃色油墨印成，很多人都對那次新聞發佈會上，三位廠長舉着“黃牌”那頗富戲劇性的一幕記憶猶新。
一年的限期整改時間，無疑是這三家企業最爲痛苦的階段。一年後，五金鑄造廠和農機三廠成功揭掉“黃牌”帽子，而先天不足、後天營養不良的瀋陽市防爆器械廠，成了第一個破產企業。
1986年8月4日，瀋陽市防爆器械廠被宣告破產的第二天，韓耀先陪同一位新華社記者到防爆廠採訪。他看到，已經上了封條的廠門口，一邊掛了一個小小的花圈。沒有輓聯，沒有落款，觸目驚心。工人們三五成羣地圍在廠門口，有的在哭，有的在罵，有的呆呆地看着天，面無表情，這樣的讓人看了其實更害怕。
三張黃牌、一對花圈，送走的是一個有着鮮明計劃經濟時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廠，卻也同時給予了中國當時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一個可以生死的拐點。當年的12月31日，全國開始試行《破產法》，其藍本和基礎，就是瀋陽防爆器械廠破產案。而破產的意義就在於，破產機制帶來的競爭效應，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企業發展動力，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因此得到發揮。破產引進了市場機制，甩掉了多年的包袱，使企業真正步入了市場化的軌道。“破產”這個詞語，由此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破產，也同時意味着新生
1986年8月3日以後，石永階在家貓了整整半年。當時的外電報道，“石一病不起”，但是後來石永階卻說，“我實在是沒臉見人啊！”他一聲感嘆，就是22年。
這半年，他覈計明白了，廠子倒了，人不能倒。他不甘心被別人稱自己是“無能廠長”，從親戚朋友那裏借了1500元錢，跑到舊貨市場買了一臺舊車牀，帶領全家人再次幹起了防爆，又開起了豆腐坊。
石永階的“二次創業”很成功，他現在稱得上是中國第一批下崗工人再創業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員。更讓石永階高興的是，當年廠子破產後曾經指着自己鼻子罵的工人，下崗後自謀職業，做起了生意，有的還開上了高級轎車。
而韓耀先後來擔任經貿委副主任，另一個實職就是瀋陽市國有企業兼併破產辦公室主任。當時的瀋陽市領導開他玩笑說，人家別的官員到企業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產，就是給人送葬呢，乾脆叫你送葬隊長得了！韓耀先也不生氣，此時的瀋陽，正在迎來體制改革後的第一輪企業破產高潮，而多年的經驗累積後，人們對破產也有了一個較爲明確的認識。
隨後十幾年的工作裏，經韓耀先“送走”的企業超過百家。每一次“送走”一家企業，他改革的念頭就會更堅定一點。在他看來，這不過是歷史洪流裏的一個必然之舉。“沒有我，也會是別人，這是改革的腳步，是誰也阻擋不了的進步。”
記者手記
此前有人將韓耀先比作一尊羅漢，說他面目猙獰、心地慈悲。見了面才發現，這就是一個乾乾淨淨、和藹可親的老人。
然而那份凌厲的風範，在他講起企業破產的話題時，就盡顯無餘。“沒有死，哪有生？”他說，改革是一場戰役，自己，充當了這個先鋒兵、敢死隊。粉身碎骨的可能，也不是沒想過。
22年了，他老了。多少還是有點不服老，他和那些被他給過黃牌、搞破產的企業的領導，由“仇人”變成了朋友，沒事打個電話還常聯繫聯繫。22年，當年再怎麼驚心動魄，也終究成了過眼雲煙。
現在，韓耀先的案頭放着新的《企業破產法》草案，他抽空總要看看，想想問題，“時代變了，企業破產絕不是我們當時做的那麼簡單，涉及的問題太多了！”他依然爲之憂慮，只不過眼神已經不濟，需要老花鏡的幫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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