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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恢復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在西藏試圖適應20世紀的迅猛變化之際，由於將現代化等同於世俗化及西藏獨特恢宏的大衆僧侶制全盛期的衰落，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美國著名藏學家、人類學家梅爾溫·戈斯坦
記者：當封建農奴制成爲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障礙的時候，爲什麼在歐洲與中國西藏，卻產生了不同的走向？
孟廣林：殘酷的封建農奴制和神權奴役，導致了西歐的農民反抗，並且是以宗教“異端”的方式發動的。比如，以“羅拉德”派約翰·保爾爲代表的下層教士就提出，“當亞當耕田、夏娃織布之際，誰是貴族？”他們要求廢除封建農奴制，取消徭役、地租、捐稅和財產差別，實行社會各階層的平等。在保爾的鼓動下，爆發了1381年英國農民大起義，農民在瓦特·泰勒率領下攻入倫敦，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同一時期法國的“扎克雷”起義和16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也都因同樣的理想而爆發。
張雲：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結構，爲農奴制營造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儘管人們的行爲沒有自由、精神沒有自由，社會的生產抑制、停滯不前，人口在減少，但野蠻統治卻一直在延續，甚至變本加厲。
旦增倫珠：人類進入20世紀50年代，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顯然早已和歷史發展潮流格格不入。它是西藏貧窮落後的根源，不對其改革、廢除，廣大僧俗羣衆將永遠在水深火熱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爲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帶來了曙光。但由於當時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還心存疑慮；不少僧俗羣衆有沉重的、歷史形成的心理負擔，對民主改革需要一個瞭解和認識的過程；而西藏上層中的親帝反動集團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羣衆，挑撥民族關係所造成的民族誤解，一時還難以消除，中央對民主改革採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中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同時，對西藏地區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僅1952年到1958年，中央給予西藏地方的財政補助就高達3.57億元。
爲實現和平民主改革，中央爭取了八年、忍讓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萬農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些人卻企圖永遠保持農奴制，維護既得利益，於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達賴集團流亡海外，妄圖“西藏獨立”、恢復農奴制度，這是違背歷史進步潮流、與廣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馳的，怎麼可能實現呢？
張雲：如今，達賴總是將“民主”掛在嘴邊，但是我們看看，達賴集團所組建的所謂“流亡政府”實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體制。達賴宣稱，爲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力。按照他的邏輯，他現在運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統治權力，爲的是實現“大藏區”“高度自治”而放棄政教合一的統治權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說法，誰又能相信呢？歸根結蒂，達賴編織所有謊言所掩飾的，還是要“西藏獨立”，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
記者：舊西藏，不是西方一些人夢想中的“香格里拉”。今日歐洲，不可能再回到500多年前的中世紀歐洲；同樣，今日中國西藏，也不可能再回到達賴集團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舊西藏。任何人夢想將西藏拉回黑暗統治的時代或爲這樣的企圖而鼓譟，都註定是不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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