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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西藏的歷史看今天達賴集團的夢想
達賴集團長期從事謀求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活動，卻打着“保護西藏文化”、保護西藏“民族特性”的幌子，以此欺騙國際社會。某些西方媒體和政客竭力爲達賴張目、代言，卻根本不瞭解達賴統治下的舊西藏曾經是怎樣的情況。那麼，就讓我們翻開舊西藏的歷史，看看達賴所要保護的“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究竟是什麼。
一、舊西藏封建落後的社會政治狀況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的舊西藏，在以達賴喇嘛爲首的農奴主階級的長期統治下，無論是社會政治制度還是經濟社會發展，都處於極端黑暗、極端落後的狀態，與人類現代文明發展和進步潮流背道而馳。
舊西藏實行封建農奴制度。舊西藏農奴制度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農奴對農奴主的依附關係爲基礎的社會制度，在西藏延續長達700年之久。這一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只佔西藏人口5%的農奴主階級，即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佔有西藏全部土地、山林、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農具、房屋及其他生產資料，而占人口95%的農奴完全不佔有土地。在這一制度下，農奴在人身上依附於農奴主。農奴依靠農奴主分配的“份地”生產生活或充當世代家奴，以勞役、實物、貨幣等形式向農奴主繳納地租，還要負擔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稅。各類“份地”的剝削率均在7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80%以上。此外，農奴主還通過發放高利貸、強迫攤派借貸的形式，加強對農奴的經濟剝削和人身束縛。民主改革之前，全西藏找不到一個不放高利貸的領主，也找不到一個不負債的農奴村莊。西藏農奴主對生產資料的高度壟斷和對農奴人身的超經濟強制佔有，構成了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生產關係的基礎，也構成了農奴主進行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的基礎。在當時廣大農奴中流傳着這樣的歌謠:“即使雪山變成酥油，也是被領主佔有；就是河水變成牛奶，我們也喝不上一口。生命雖由父母所生，身體卻爲官家佔有。”這是對封建農奴制度的寫照。
舊西藏實行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經濟基礎的長期存在和佛教在西藏地區的普遍盛行，逐漸形成了僧俗一體、政教不分的政教合一政權組織形式。在整個政治權力結構中，達賴喇嘛是西藏噶廈地方政府的最高首領，上層僧侶集團掌握着西藏地方政權的核心權力，處於主導地位。貴族可以通過操縱活佛轉世、在格西學位考試中行賄舞弊、派子弟角逐僧官職位等各種手段向上層僧侶集團滲透，使政教結合的程度無論在人事關係方面，還是在制度規定方面，都達到了相當嚴密的地步。在這一制度的運行中，農奴主階級一方面通過軍隊、法庭、監獄等專政工具，實現對廣大農奴的專制統治，另一方面通過佛教宿命論和輪迴轉世思想，在精神上恐嚇和麻醉羣衆，使他們要麼沉溺於宗教，甘心遭受壓迫、不敢起來反抗，要麼企盼通過宗教改變命運，反過來強化了宗教的控制功能。世俗政權和宗教神權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共同構成僧俗一體的聯合專制體系，成爲廣大農奴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枷鎖。
舊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極爲落後。腐朽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嚴重桎梏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使西藏長期陷於極度貧窮落後和封閉萎縮的狀態。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仍然處於自然經濟狀態，農業生產普遍是刀耕火種、靠天放牧、靠天種田，農具以原始落後的木製工具爲主，牧業生產方式基本上處於原始狀態。1952年西藏耕地平均畝產只有8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僅125公斤，還趕不上17世紀康熙年間的水平。工業幾乎是一片空白，50年代以前西藏僅有一座92千瓦的小型水電站、一個小型軍械廠和一家小型造幣廠，職工僅100多人。交通極爲閉塞，全西藏沒有一公里公路，交通運輸仍然依賴人力畜力。商品經濟很不發達，農牧民一般採用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教育文化醫療等社會事業極爲落後，而且主要爲貴族、官員服務。民主改革前，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文盲、半文盲佔西藏總人口的90%以上。在西藏100多萬人口中，平均每千人中醫務人員不到0.4名。舊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瀕臨全面崩潰的邊緣。
二、舊西藏社會政治制度的反動本質
1959年民主改革前，舊西藏實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壓迫、剝削廣大農奴的專政工具，是20世紀中葉最野蠻、最落後的制度，其黑暗、殘酷比中世紀西歐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舊西藏社會政治制度的反進步性。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完全與時代進步、社會發展相違背，嚴重扼殺了西藏社會發展的生機與活力。一是農奴主對勞動成果的嚴苛盤剝和揮霍無度，使廣大農奴從事社會再生產的能力和積極性受到極大削弱。二是宗教戒律直接干涉社會生產，禁止開荒、築路、開礦、伐木及植樹造林，歧視鐵工、鞣皮、製陶、屠宰等行業，甚至對農奴播種、收穫的時間都要進行干涉。三是農奴主爲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採取文化專制主義，凡與領主的利益或觀念相違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等，均被視爲異端邪說，加以排斥。四是由於寺廟和僧尼的特殊地位和勞動者社會地位極爲低下，許多農奴爲了尋求出路和改變命運，對出家進入寺廟爲僧表現出極高的熱情，而宗教戒律規定僧尼不許從事生產勞動，導致從事生產的社會勞動力嚴重不足。民主改革前，西藏不到120萬人口中就有僧尼12萬人，佔整個人口的10%。這樣的制度直接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嚴重阻礙了西藏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事實充分證明，舊西藏實行的腐朽的社會政治制度，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最大障礙。
舊西藏社會政治制度的反民主性。舊西藏的社會政治制度，使上層僧侶和貴族憑藉政教合一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特權，赤裸裸地壓迫、奴役廣大農奴，吸食農奴的血汗乃至生命，嚴重踐踏了西藏人民的民主權利。一是農奴沒有人身自由。農奴制使廣大農奴祖祖輩輩依附於領主莊園的土地上，被農奴主當作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賭博和交換。農奴主掌握着農奴生、死、婚、嫁大權，農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記入冊，註定了終生爲農奴的命運。農奴除了終身勞作外，沒有人身自由，沒有人格尊嚴，完全被異化爲“會說話的工具”。二是社會地位不平等。舊西藏把人嚴格地劃分爲三等九級，每個等級的人都處於社會的不同地位。廣大農奴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既無生產資料又無人身權利，被用於勞役和爲農奴主創造價值，90%的人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在等級森嚴的制度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不平等，不僅體現在經濟和政治地位上，而且體現在日常生活中，連說話時的每一個用詞都要分出貴賤尊卑，置廣大農奴於非人的境地，永遠在壓迫和奴役之下掙扎。三是農奴沒有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舊西藏的上層僧侶和貴族爲了鎮壓廣大農奴的反抗，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制定了殘酷的“法典”。廣大農奴在這一黑暗制度下，連喊“冤枉”都是非法的，如果農奴爲了自衛而進行反抗，更是“無可赦免”的“重罪”。殘酷的“法典”嚴厲地禁錮着農奴最起碼的人性要求，進一步鞏固了農奴主世襲的權益和地位。事實充分證明，舊西藏的社會政治制度是扼殺西藏廣大人民羣衆民主權利的專制制度，是舊西藏廣大人民羣衆黑暗生活的罪惡根源。
舊西藏社會政治制度的反人類性。在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下，出現了許多違反人類生存規律和泯滅人性的醜惡現象。一是殘酷剝削威脅人民生存。廣大農奴受盡農奴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命如草芥，毫無保障。很多兒童因飢餓、疾病或是意外事故而夭亡。1951年和平解放前，嬰兒死亡率高達43%，人口平均壽命僅爲35.5歲。據記載，元朝時西藏人口爲100萬左右，至1953年我國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僅爲115萬，在近700年的時間裏，西藏地區人口僅增長了十多萬。二是嚴刑酷法殘害人民身心。在舊西藏，農奴主制定了《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殘酷的法律來維護等級制度，明文規定使用斷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極爲野蠻的刑罰。三是畸形宗教活動對人身血淋淋的戕害。在一些佛事活動中，常使用活人器官進行祭祀活動。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着一封50年代初舊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不典頭目的信件，信中寫道：“爲達賴喇嘛唸經祝壽……需於當日拋食，急需溼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對人的身體和生命的踐踏令人髮指。事實充分證明，舊西藏的社會政治制度是扼殺西藏廣大人民羣衆生存權利的邪惡制度，是阻礙人類發展進步的反動力量。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曾指出：“照老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因此，民主改革不僅解放了農奴，解放了生產力，同時也拯救了整個西藏。”
三、達賴集團政治企圖的罪惡實質
達賴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總代表。自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的半個世紀以來，達賴集團不斷變換手法和策略，想方設法謀求西藏獨立，企圖恢復舊西藏的社會政治制度，重拾“西藏王”的往日榮耀。
喊着宗教自由的口號，妄圖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制度。儘管當今世界政教合一的時代早已過去，但達賴集團卻逆歷史潮流而動，披着宗教“和平使者”、“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的外衣，一直從事着謀求西藏獨立、恢復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罪惡行徑。達賴集團赤裸裸地提出政教合一的思想，叫囂要“在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範圍，建立統一的管理體系”，其要點就是要帶着“流亡政府”回來重新執掌西藏大權。達賴集團明目張膽地在流亡地實行政教合一制度。所謂“西藏憲法”明確規定，“由達賴任國家首腦”，“大臣由達賴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應由達賴同意方被認可”，在“流亡政府”中實行舊西藏的噶廈政府制度，向國外藏胞長期徵收“獨立稅”，少數上層權貴仍享受政治特權。連傳媒大王默多克都說，“達賴是一個披着袈裟，穿着意大利的古奇皮鞋，奔走於世界各地的政客”。
披着宗教領袖的外衣，使廣大藏族羣衆成爲其精神奴隸。十四世達賴利用其特殊的宗教身份，把自己包裝成“普渡衆生”的“宗教領袖”，迷惑欺騙善良的、不明真相的藏族羣衆，加強對廣大信衆的思想控制。十四世達賴一直宣稱自己是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並動聽地說“作爲道德權威的正確行爲”，就是“培養對所有生靈的憐憫、慈愛之心”，“採取辦法增進他人的快樂和幸福”以及從事“有益的、富有建設性的事情”。但實際上卻把宗教道德踩在腳下，“憐憫、慈愛之心”是假，要求藏族羣衆絕對信奉和效忠自己，極力排斥打擊異己是真；“增進快樂和幸福”是假，煽動散居世界各地的藏人不時地舉行遊行示威和絕食抗議是真；“有益的、富有建設性的事情”是假，誘騙和鼓動藏區不法分子進行暴力破壞活動，與他裏應外合鬧“西藏獨立”，好讓他有朝一日能以“英雄凱旋”的方式返回西藏是真。
打着保護西藏文化的旗號，剝奪西藏人民的發展權。達賴集團從未爲西藏發展進步和西藏人民幸福做過任何一點有益的事情，“保護西藏文化”只是達賴集團用來掩人耳目的道具，其真實意圖是藉此來恢復舊的政治社會制度、剝奪西藏人民的發展權。近年來，他們擺出一副西藏文化“衛道士”的虛僞面孔，猛烈攻擊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把中央政府推動西藏現代化進程，說成是“消滅西藏的民族特性”；把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關心、支援西藏現代化建設，污衊爲“掠奪西藏資源”；把中央政府投巨資爲西藏修通青藏鐵路、加速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歪曲爲“破壞西藏環境”、“加強對西藏的控制”；把西藏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弘揚和現代科學教育文化前所未有的發展，誣稱爲“滅絕西藏文化”。達賴集團主張的“保護西藏文化”，其實質是要求當代西藏人民原封不動地保留舊西藏封建農奴制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讓他再以政教合一的“領袖”身份統治、壓迫西藏人民。正如一名到聯合國舉辦畫展的藏族畫家所說：他們喊着讓我們保存所謂的西藏文化傳統，其實是想讓我們保持原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讓我們過貧窮的生活，而他們自己卻過着奢侈的生活，這是很不公道的。
打着維護藏族羣衆權利的幌子，企圖將西藏分裂出去。長期以來，達賴集團歪曲事實，編造了大量諸如“漢人屠殺了120萬藏人”、“由於漢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數”等“漢族迫害藏族”的謊言，儼然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代表”自居，從事分裂祖國的政治活動。無論是策劃和煽動暴力事件，還是陸續提出所謂的“大藏區”、“高度自治”、“中間道路”，達賴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謀“藏獨”，搞分裂，回到舊西藏那種建立在農奴血淚之上的舊生活之中。正如達賴的弟弟丹增曲傑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道破的:“我們先求自治，然後把中國人趕走。”達賴集團出版的《西藏雜誌》編輯頓珠次仁也承認:“達賴喇嘛西藏和平五點計劃和斯特拉斯堡建議的要求，無異於西藏獨立。”事實證明，達賴集團所謂維護藏民的權利，其實質是維護其自身的利益，是對廣大藏族同胞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背叛。
“度過寒冬的人，最懂得陽光的溫暖”。在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任何企圖把西藏拉回到黑暗農奴制度時代的陰謀註定要失敗，任何企圖把西藏從祖國大家庭分裂出去的黃粱美夢絕對不會得逞。(佟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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