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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965年前後,有關批判資產階級的活動已經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的中學內小范圍地展開,一些乾部子女組織起獨立於學校黨、團的小組織。
1965年,北京市西城區曾發生一起『四六八學潮』,是一次比較典型的事件。當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在全國范圍已掀起高潮,教育部門也抓了不少忽視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問題。這引起一部分學生的關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學生以乾部子女為主,進行了串聯,組織了罷課,給****中央寫了『進言書』。主要要求有兩條:
一條是真誠地希望到現實的階級斗爭中經受鍛煉和考驗。在這方面,毛澤東對毛遠新的談話無疑是一個公開的號召。毛指出:『階級斗爭是你們一門主課,階級斗爭是一門必修課。』『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斗爭,階級斗爭處處都有,你們學院就有。』青年學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觀點,上階級斗爭『主課』的願望十分強烈,並戴著『階級斗爭』的有色眼鏡觀察周圍的事物,發現『階級斗爭』不僅存在於社會每個角落,也存在於學校中。於是要求向中學派『四清』工作組,要求親身參加『四清』運動,到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
『進言書』的第二條,是尖銳批評現行教育制度,認為它是在鼓勵學生為分數、為考大學而學習,而不是為革命而學習;培養的目標是『學而優則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導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由於教育方針有問題,造成學校中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高級知識分子子女因學習好受到老師的賞識,在學習和入團等方面都受到照顧。這些青年學生強烈要求在學生中推行階級路線,並在學校建立類似於貧協的階級組織。『四六八學潮』是極左思潮在青年學生中的一場騷動,實際上是紅衛兵運動的一次預演。
一年後『文革』狂飆乍起,率先衝鋒陷陣的就是『老三屆』中高乾子女組織的紅衛兵。紅衛兵運動並非事發偶然,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17年教育之樹結出的一個碩果。而不久上山下鄉運動的發起,則是紅衛兵運動的延續。
無論是充當毛主席的紅衛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樣』在『文革』風暴中翱翔,還是自告奮勇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安家落戶,『老三屆』學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因為誰都知道,毛澤東曾就培養接班人途徑做過明確說明,即這樣的接班人只能在群眾斗爭中產生,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1967年11月,當北京千餘名中學生報名奔赴內蒙和東北時,就有人向《兵團戰報》記者表示:『內蒙、東北是反修前哨,環境最艱苦,階級斗爭最尖銳復雜,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爭,只有在艱苦的環境裡纔能鍛煉出堅強的接班人。』不過,許多學生當初未必認真思考過,『接班人』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實際上,毛澤東所指的『接班人』,並不是普通的工人、農民,而是可以信賴的掌權者,是領導乾部。所以他的關於接班人的五條標准規定: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在以後的日子裡,盡管培養『接班人』始終是大肆宣傳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之一,但它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卻消失殆盡。事實一清二楚,絕大多數青年下鄉後只是充當簡單勞動力,真正能成為『接班人』的卻寥若晨星。
對毛澤東的迷信與崇拜,也是『老三屆』學生積極卷入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精神動力。前文提到,青年學生這種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經鑄成,『文革』的到來,只不過給它提供了惡性發作的機會。在這方面倡導上山下鄉的『造反派』學生領袖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在運動初期,他們都有過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經歷,只是由於毛澤東力挽狂瀾,纔使他們在政治上獲得『新生』,一躍成為令人欽佩的『革命造反派』。這種頗帶戲劇性的變化無疑增加了他們對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紅衛兵報紙在報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動下鄉事跡時,總是會畫龍點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將從白色恐怖的深淵裡解放出來』。
的確,以他們為代表的『造反派』學生對毛澤東的熱愛最初也是比較抽象、比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為他們平反後,纔真正從內心感到他的英明、偉大,纔會發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纔覺主席親』的感慨。這種個人崇拜,不能不帶有鮮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當他們認定上山下鄉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時,便會毫不猶豫地跨出關鍵的一步。其實,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學生,當他們主動申請到邊疆落戶時,又何嘗不是把這視作向偉大領袖『獻忠心』的具體行動。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紅衛兵』的畢業生在詩中這樣寫道:
紅衛兵,志氣大,千難萬難咱不怕,主席思想來指引,天大困難征服它。樹雄心,立壯志,誓在邊疆把根紮;祖國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紅衛兵,心最紅,緊跟統帥毛澤東;一字一句不走樣,一言一行無限忠。天不怕,地不怕,為革命獻身沒有啥;哪有困難衝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
與衝鋒陷陣、叱吒風雲的紅衛兵一樣,在第一批投身於上山下鄉運動的弄潮兒中,用『階級斗爭』的有色眼鏡看待周圍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內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動地向毛主席發下誓言:『要繼續發揚革命造反精神,徹底肅清草原上最大走資派烏蘭夫的流毒,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於是,狂熱的青年學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熱的階級斗爭』。在短短幾個月裡,就經歷了復查階級、重新劃分階級、整頓貧協等幾項大的政治活動,並把『暗藏的階級敵人一個又一個地揪了出來』。甚至像紅衛兵搞過的『破四舊』、抄家之類的極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草原。
無論是狂熱不羈的紅衛兵領袖,還是上山下鄉一呼百應的帶頭人,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一些共同的氣質。一般說來,他們大多是學生中的佼佼者。學習成績好、政治素質較高,有的是班、年級、學校的學生乾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較強的組織能力。而他們的優點與缺點並存,又往往與『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關。至於說到最先卷入上山下鄉運動的普通學生們,情況卻相當復雜:他們來自不同的學校;年齡相差懸殊,從16歲直到20歲出頭;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經歷,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於上山下鄉的共同願望,纔使這些素昧平生,本來應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學生走到了一起。
不過,在共同願望的背後,每個人的考慮卻各式各樣:有的『造反派』學生是為了在一場新的革命運動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紅衛兵自以為前段時間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真誠地希望在三大革命運動(即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中『棄舊圖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文革』初受過衝擊或羞辱,他們希望通過下鄉,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胎脫換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隊伍的資格。諸如此類的考慮,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另外,長年『逍遙』在家,感到無聊之至;明知在城市昇學、就業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學生主動報名下鄉的動機。在當時社會氛圍高度政治化的條件下,這樣的動機當然不會公開展露出來,而是用各種眩目的革命口號包裝得嚴嚴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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