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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霍寶乾河煤礦發生礦難,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揚名天下的不是死亡一人的事故而是這家企業向28名『記者』發放『封口費』。事後經中國記者協會調查證實,其中有2名持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新聞記者證』的真記者,其餘均為假冒。值此第九個中國記者節到來之際,透過事件讓我們走近70萬中國記者——
肩負社會良知的新聞記者
記者的身影出現在汶川地震現場 |
11月8日是中國第九個記者節,是記者們光榮的節日,同時也是社會關注記者的日子。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劉衛東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記者是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是正義的化身。這些年來,新聞戰線上湧現了一大批知名的記者,他們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尊崇和愛戴。但一些不法分子盜用這種榮光,他們以假冒新聞記者的身份從事詐騙活動,炮制假新聞謀取名利,侵害了新聞記者的合法權益,乾擾了新聞記者的正常采訪活動,影響了新聞的公信力。其實,公眾對中國記者的評價是:2008年,中國記者豐功卓越。』
近日,沸沸揚揚的『封口費』事件把新聞記者推向輿論的焦點。『向記者發放「封口費」就是拒絕輿論監督,怕事件大白天下。』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傳播學系主任劉運峰,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一語中的。
記者揭開『封口費』真相
今年9月20日,山西霍寶乾河煤礦發生一起死亡礦工1人的責任事故。事故發生後,兩天內共有23家『媒體』的28人以記者名義前往該礦,領取礦方以各種名義發放的『封口費』,此事震驚了中國。然而,這個事件曝光的本身,也是記者揭露出來的。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報道稱,山西霍寶乾河煤礦向『記者』發放『封口費』事件,是《西部時報》駐山西記者戴驍軍揭露出來的。9月25日晚,戴驍軍完成了職業生涯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次拍攝。一場礦難發生之後,真假記者爭先恐後地趕到出事煤礦——不是為了采訪報道,而是去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事情的起源是,他接到乾河煤礦礦工舉報,41歲的礦工吉新紅在礦內悶死。事故發生後,煤礦未向上級報告,反而為聞風而來的各地的所謂『記者』發放『封口費』,多則上萬元,少則幾千元。戴驍軍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下中國新聞界恥辱的一幕,並迅速將其曝光。該事件經部分媒體曝光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山西省新聞出版局高度重視,先後兩次派出調查人員進行調查。經初步核查,領取『封口費』人員中,持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新聞記者證』的有2人,其餘多數則是假冒新聞單位的社會人員。
10月31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負責人就山西霍寶乾河煤礦礦難事故中記者領取『封口費』事件發表聲明,表示對發放『封口費』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對領取『封口費』的新聞界害群之馬應予以嚴肅處理;對假冒記者之名進行敲詐勒索的社會人員應予以嚴厲打擊;對新聞工作者正當的采訪權益應予以堅決維護。揭露『封口費』黑幕的記者戴驍軍,其實就是絕大多數新聞工作者的代表。他恪守新聞職業道德,杜絕有償新聞,正常行使了輿論監督的權利。
新聞記者始終衝在社會前沿
劉衛東說,中國記者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利,將越來越多危害公眾利益的事件揭露出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是不斷將一些隱瞞的重大問題大白於天下。劉運峰分析認為,中國現在的輿論環境越來越寬松,新聞輿論監督的自由度越來越大,更多的社會黑暗面目被記者揭露出來。震驚中外的三鹿奶品事件,就是因為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的一篇點名報道,引來了一場刮遍神州大地的質量問責風暴。
上海東方早報國內部記者簡光洲,9月11日發表了一篇《甘肅14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的點名報道,使一個有嚴重的食品質量安全問題企業暴露無遺。他在采訪過程中,為要不要直接點出企業的名字而矛盾。不過,根據醫生介紹,嬰兒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他對於奶粉可能就是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但又感覺證據還不充分。同事提醒說,8月底,湖北有媒體也曾曝出三名分別來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嬰兒可能因奶粉而患腎結石,不過報道也沒有點是哪家企業。通過朋友找到了報道的記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過出於多種原因沒有點名,此後報道又被中止。多個不同的地方出現了相同的病例,他初步判斷可能問題不在水質,而在奶粉。於是決定寫稿時直接點出『三鹿』的名字,雖然意識到可能會面臨著的各種風險。
簡光洲說,在這個社會,面對著各種誘惑與風險,要說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其實也並不容易。
9月11日,報道見報後,網站的大量轉載讓三鹿公司隨即陷入一場風暴。這家企業的管理有問題,其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垮塌的命運。10多個小時的掙紮後,心虛的三鹿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這是一個遲到的正確決定,然而一切都可能無法挽回,一個號稱有著近半個世紀歷史、在國內奶粉市場佔有率最高的企業轟然倒塌。
今年8月1日,山西省婁煩縣寺溝村尖山鐵礦發生了山體滑坡的事故,根據當地媒體的報道,有11人被埋。後此事被當地確定為一起因為山體滑坡所致的自然災害。有網友在百度婁煩吧中發表言論,稱當地政府瞞報死亡人數。《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和特約撰稿人王曉開始調查此事。8月底,《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婁煩:被拖延的真相》,指出婁煩事故存在著瞞報謊報的行為,死亡人數至少在41人以上,而且事故也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一起重大責任事故。9月14日,孫春龍在其博客上發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長王君一封信》的舉報信。9月17日,中央領導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國務院調查組,對山西省襄汾縣新塔礦業公司『9·8』特別重大尾礦庫潰壩事故進行核查。9月18日,孫春龍參與到『8·1』事故核查指導組。從9月22日至29日一周時間內,核清了死亡、失蹤人數,累計找到了41具遇難人員遺體,另有6件殘肢。10月7日,安全監管總局召開新聞會通報9起特大事故的初步調查情況,山西省婁煩尖山鐵礦『8·1』特別重大排土場垮塌事故,遇難和失蹤共45人。新聞發言人黃毅請孫春龍與王曉參加,並公開對兩人表示感謝,還表示要給予物質獎勵。新華社與《瞭望東方周刊》陸續發表相關文章,披露山西婁煩尖山鐵礦『8·1』特別重大排土場垮塌事故前後情況,纔使隱瞞的特大事故大白天下。
貴州瓮安發生『6·28』事件,是因為家屬對一名女中學生死因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上訪。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最終釀成嚴重打砸搶燒突發事件。各地記者在采訪中,揭露出瓮安縣更深層次的內容,引起了貴州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匯報會上說,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導火索是女中學生的死因爭議,但背後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乾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瓮安事件中,黑惡勢力正是利用群眾的這種不滿情緒擴大事端,公然挑戰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借機擾亂社會、趁火打劫,從而釀成了嚴重後果。
去年發現山西黑磚窯事件,也是記者揭露出來的。一群十五六歲的孩子,在磚窯裡搬動磚坯。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稍有怠慢就會棍棒加身,有的被監工暴打致傻或致殘。他們蓬頭垢面,有的身上還穿著沾滿塵灰、破爛不堪的校服。他們中間,甚至還有八九歲的孩子。這是發生在山西南部幾百座黑磚窯裡的真實故事。據《中國青年報》一篇題為《揭開山西黑磚窯內幕記者:最大阻力是當地部門》的報道,稱『付振中是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記者,也是揭開山西黑磚窯內幕第一人。從5月9日至今,他三赴山西,編發報道21期』。
新聞記者高居高危職業榜首
劉運峰認為,恪盡職守、疾惡如仇、仗義執言的社會責任,使記者成為『高危人群』。中國記者在自己的職業中,不怕艱難險阻付出巨大努力,甚至有人為神聖事業而獻身。有的犧牲在采訪工作崗位上,有的因為堅持輿論監督而遭遇報復。在一篇篇看似尋常的新聞報道背後,有著敬業、奉獻和良知。甚至一些單位存在『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謹慎,力圖掩蓋真相,對抗輿論監督,這就成為記者被追打或被拉攏的直接因素。記者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堅持正常的輿論監督,常常成為正義的化身,結果也成為了高度的危險職業。劉衛東教授介紹說,總部設在維也納的國際新聞安全學會發表公報指出,全世界的媒體環境逐年惡化。在其公布的1996年至2006年10年間記者死亡報告中提到,在過去10年來共有1000名新聞記者遇難,其中超過70%是在和平時期且是在其國內遭謀殺的。調查發現,在這被殺害的1000人中,至少有657名記者是因為揭發社會黑暗而被謀殺的。2007年全世界共有86名記者殉職,是1994年以來記者遇害人數最多的一年。
國際新聞安全學會負責人平德發表聲明說:『在眾多國家境內,謀殺已變成讓找麻煩的報道噤聲的最簡單、廉價和最有效的方法,且越多的殺人凶手逍遙法外,受害人數就會更急劇攀昇。』槍殺、炸死、刺殺、虐待、勒殺和斬首,是讓記者們『閉嘴』的方法。
2006年10月7日下午5點,俄羅斯著名女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其位於莫斯科的寓所電梯內被人槍殺,頭部連中兩槍。48歲的安娜被譽為俄羅斯『媒體的良心』和最勇敢的記者,在國內和國外都享有崇高的聲譽。她是車臣戰爭的猛烈抨擊者,其正直敢言得罪了很多軍方人士和政府官員,但是她也因此而獲得了很多人的信賴和敬重。在2002年的莫斯科劇院綁架人質事件和2004年的別斯蘭人質事件中,車臣的『叛亂分子』指名要她來充當他們和警察談判的中間人。但在2004年的學生被劫持事件中,她在前往案發學校的飛機上所喝的茶遭人下毒,差點斃命,所以最終未能到達現場。在她的職業生涯中,曾受到過多次此類威脅。安娜死前所任職的俄羅斯《新報》編輯曾在接受采訪時說,她在遇害前幾天正在采寫一篇有關車臣綁架案件的報道。
中國西藏《拉薩晚報》記者龍昊,親歷拉薩『3·14』生死兩重天。今年3月14日下午,他接報社指令前往拉薩市騷亂的重災區現場直擊采訪。當形勢急劇惡化時,他接到報社指令回撤。就在距報社僅百米遠的路段時,他和他的相機終於被暴徒發現。凶險關頭,他拼命逃入一間醫院內,就在暴徒欲追殺進院時,院方的藏族護士挺身而出,將龍昊拉離了鬼門關。
龍昊順著原路疾步趕回報社。他脫下外套,將相機包了起來,小跑著往江蘇路走去,仍不時抽出相機拍攝。就在距離報社百米時,恐怖的追殺終於和他遭遇。一名歹徒一邊抽出腰間的藏刀,一邊喊叫著朝他砍來。那柄藏刀舞出時距離龍昊僅有1米。龍昊本能地拔腿飛奔,邊跑邊忙著取出相機裡的儲存卡。身後追趕的歹徒一呼喊,另有五六名男子也向他圍攏過來。龍昊左衝右突,他聽見了身後藏刀劈空的聲音,也聽見了石頭飛過頭頂的聲音。
記者因為主持正義而遭遇報復的情況屢屢發生。記者采訪被戴手銬、警方進京拘拿記者,以及粗暴乾涉記者采訪事件,對記者進行毆打、扣押,破壞損毀記者采訪器材和資料等事件不斷上演,而一些肇事者仍能逃避法律的打擊,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高度關注。
新聞記者企盼立法保護
在今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國眾多記者冒著生命危險進入災區,表現了出色的職業精神。沒有中國新聞媒體的報道,就掀不起中華民族的空前團結,就沒有萬眾一心抗震救災的局面。沒有全世界4萬名記者進入北京奧運會現場采訪,也就沒有全球40億人同時觀看奧運轉播的可能。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傳媒系主任劉運峰,也是南開大學的法學博士。他認為,記者僅憑工作熱情和職業道德還是不夠的,還應該有新聞法律做保障。輿論監督需要法律的堅定支持,纔能真正發揮監督和制約作用。
雖然這10多年裡,新聞主管部門和媒體自身出臺了不少規定,嚴格規范記者的新聞采訪活動,但這些制度亟待法律的有力保障。因此,媒體及新聞記者企盼新聞立法。
目前許多職業都有相關法律保護,而新聞采訪權、輿論監督權卻一直沒有相應的法律保護。因此,盡管記者采訪是為了服務於公眾的知情權,甚至是行使社會公眾的輿論監督權,但目前法律上對記者的保護很薄弱,記者的新聞采訪權以及媒體的輿論監督權屢屢受挫,記者的正當采訪被乾擾、被剝奪,記者被報復、被陷害的事件時有發生。
記者的新聞采訪權是公眾知情權、人民參與權、社會監督權的代表和延伸,新聞采訪權受到侵害折射出當下輿論監督的艱難。所以新聞立法勢在必行,盡快出臺一部保障新聞機構和新聞工作者權利的專門法律,從法律上尊重和保護新聞從業人員的采訪權和報道權。
山西霍寶乾河煤礦向記者發放『封口費』,從中也折射出各地行政乾涉輿論監督的情況越來越少。在強大的輿論監督面前,社會黑暗面從幕後走向臺前。中國記者只有堅持社會輿論監督的使命,讓真正有職業良知的記者不再有絲毫畏懼,纔能為新聞傳媒樹立一個有感召力、有希望的道德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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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淪喪,當記者和官員勾結時,公衆受矇蔽就更深了
其實有些新聞是在誇大其詞看的真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