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召開，一些雷人議案、提案總要弄出諸多引人眼球的新聞事件。近日網上熱炒的諸如『暫停帶薪休假』、『取消最低工資標准』、『取消簡化字』、『看病不難也不貴』、『四天半工作制』、『設立中華母親節』、『封殺山寨』……引起讀者熱評。

　　其實，對於『看病難看病貴』這個備受中國百姓關注的問題，數位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的醫藥衛生界委員3月2日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中國看病不算難，也不算貴，而是患者求醫標准過高，導致醫療資源『擁擠』。他們認為，應該對『看病難看病貴』給出定義，確立標准。(中國新聞網3月2日)

　　毫無疑問，醫藥衛生界的政協委員都是醫藥專家，在公眾的感受和專家的專業論證發生衝突時，如果一定要較真，恐怕敗下陣來的還是『感覺至上』的公眾。而專家反對『看病難看病貴』的理由，恰恰是要人們給出一個定義和衡量標准，以確定看病有多難、有多貴。

　　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精細化的時代，細化和量化是對事物進行准確定性的重要依據，但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應該進行這樣的『精細化衡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無視基礎條件，僅靠細化和量化標准，會讓精准的定義成為一種『文字游戲』。在我看來，認為看病不難也不貴的政協委員，恰恰犯了這樣的邏輯錯誤。

　　按照這些政協委員的觀點，公眾所說的看病難是去大醫院、好醫院看大病難，而看病貴是公眾過度追求最好的醫生及最好的療效所致。如果公眾去小醫院、一般的醫院，或者不找最好的醫生、不追求最好的療效，看病就會不難也不貴。但他們恰恰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前提，為什麼公眾，甚至那些最窮困的群體，也一定要不量入為出地追求最好的療效？因為我們現行的醫療制度，沒有讓他們對基礎醫療產生起碼的信任。

　　不信任就會帶來恐慌。公眾之所以如政協委員所說，不去家門口或者小地方的醫院，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醫院沒有好醫生好設備。看病不同於買東西，東西質量的高低，至多關系到生活的品質，但醫療水平的差別，帶給個體的可能是終身的幸福或痛苦，茲事體大，不可不重視，所以就會出現『全國人民上協和(醫院)』的現象。

　　雖然在任何國家或者任何環境中，只要有醫療競爭，就會有醫療資源的優劣之別，對優質醫療資源的追求和佔有就會沒有窮期，但對於一個致力於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的國家，國家的醫療衛生投入，是要逐步縮小而不是拉大這種差距。但我們的國情恰恰相反，醫療資源分配領域的『馬太效應』非常明顯，以至於差距越來越大，導致現在公眾對於看病不難也不貴的醫院失去最起碼的信任，哪怕是並不重的疾病也是如此。

　　制度性不信任是一種非理性的不信任，即便我們制定再完備的信任標准，也無法改變這種狀況，看病難看病貴也是同理。可是，在作為政協委員的醫藥界專家看來，這種制度性不理性也要靠理性的標准來解決，這豈不是南轅北轍？我願意將這種現象稱為一種『中國式偏見』，即一些精英總喜歡用理論來裁剪現實，而不是考慮如何讓理論服務於現實。當你把理論和現實對立起來時，與其說是解決了問題，倒不如說是在理論上偷換了概念，實質是一種『鴕鳥政策』。(志靈)

　　中國青年報：兩會議案 不怕雷人 歡迎拍磚

　　媒體正在兩會的新聞富礦石裡『挖金子』。『搶話筒』、『炮轟』、『雷人』這些詞被屢屢揪住，連同其背後的代表委員、提案議案、發言論爭一起，呈現於公眾眼前。近3000名代表、2000多名委員，別說選民認不全，就連跑會的記者，也得拿著名冊『對號入座』。能給輿論留下鮮明印象，除了原先的知名人士(名人、明星、政府要員)，就是那些『語出驚人』者，他們讓會議變得生動，讓新聞有了看點。

　　一次全國最高規格最重要的政治會議，出不了『名人』，記不住『語錄』，留不下『建言』，僅僅是聆聽報告、傳達精神，大可不必如此興師動眾。不管是選民還是媒體，都期待會議有新風，有亮點，有創建。畢竟，這樣給政府『打分』、面對面監督質詢政府工作、為民請命表達訴求的機會並不多。而每一個聲音，每一種表達，也都會在兩會這個特殊時刻被放大，進而起到推動進步影響變革的作用。

　　兩會上，代表委員以法定的程序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這可能是一個聽起來很抽象化的詞，但當它具體到某一項資金的投入，某一項法律的實施，某一項制度的推行時，它就和百姓和民生息息相關。

　　作為單個選民，我們不可能決定多少錢納稅，去哪裡看病不難不貴；我們也無法對拿著股民的錢揮霍的大老板說不，限制我們供養的公務員貪污浪費。但是，我們寄希望於我們的代言人能在兩會上代表我們行使公民權力——改革個稅制度，實施更好的醫療保障，降低行政開支，管好我們的『錢袋子』；寄希望於他們能直言針砭，炮轟積弊，推動變革。

　　不錯，我們越來越多地聽到『雷人』語錄，這些掀起軒然大波的『驚人』之談，之所以讓很多人怒目側視，並不在於它替利益代言，而在於它們時常違背常識和現實。而且，雷人之語中，自由競言、有真知灼見、不回避矛盾、直指時弊、監督政府、伸張公民權利的不多。什麼樣的花當國花、漢字要不要變成繁體字、人民幣叫不叫中華元，比起吃飯、上學、看病、養老而言，實在無足輕重。

　　如果所有代表委員，都能『搶話筒』直抒己見，如果那些發言不只是『看病不難不貴』、『政府投資建文化城』之類有明顯利益驅動的表達，而是直指政府工作的缺陷和弊端，直面社會現實的矛盾和衝突，真正以民眾利益至上，再多再『雷人』又何妨？

　　不同意見並不代表我們不團結，直言激辯也不意味著沒有共識，只要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就不怕雜音、異見和紛爭，為民代言，無所謂『雷人』和『炮轟』。熱議政事，直言民生，讓曾經因莊嚴而顯沈悶的會議變得有活力和生氣，讓因敬畏而顯順從的氣氛變得激烈和民主，纔是圓滿的大會，成功的大會。(文/馮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