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主持人:
毛教授,是不是有了一個透明的、完善的程序以後,就有可能保證被問責的官員,既保證發揮他的纔乾,又保證民眾對處理他的這種措施不會有非議?
毛壽龍:
對,一般來講,我們說這實際上也是我們對乾部的要求,尤其是對政治任命官員,對政治家的要求,沒有嚴標准、高要求是有關系的,一般來講,像國外的話,很多像這種出了事的政治官員,一般來講,他的政治生命基本就結束了,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我們可能對相關官員技術性的措施理解,比如說像辭職、免職,這個職到底是什麼職,或者說調整,建議免職或免職,這種調整,正常的平時也可以調,調的職是職務還是他的整個崗位,或者跟他的福利有關系,跟公務員的身份有關系。所以這些技術性的標准不是很清楚,使得我們老百姓認為,免職了就好像是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公職,失去了乾部身份,失去了公務員身份,但實際上這個免職很可能是在所有的處分裡面是最輕的,連《公務員法》裡面都沒有提到的,公眾的理解和實際執行的理解差距很大,可能也是目前導致相互之間,官員做的事情和老百姓往往不能接受。我們感覺問責的時候好像是免職了,免職了,問責風暴雷厲風行,但是過段時間復出了,感覺是又雨過天晴了,所以大家又非常不滿意,這個不滿意,官方的反應,地方政府的一些反應,又讓人琢磨不透,一會說他實際上沒有正式任命,只是在幫忙等等,這更不能讓人信服了。
主持人:
好,謝謝毛教授,剛纔毛教授說到一個對比,就是說在國外的某些官員,一旦被引咎辭職,或者被免職之後,可能政治生命就完結了,為什麼我們和他們有這麼大不一樣的地方?
王錫鋅:
可能是官員在產生的機制上,首先產生的機制上有一些差異。
當然官員的引咎辭職,或者說被免職,也要看它產生的適用。
有的時候,比如說我們看到引咎辭職,可能是基於道義上的,某種道義上的責任,本身我並不負有直接的責任,這種道義上或政治上的責任,應該說官員我們形象講,東山再起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制度應當給他這樣的機會。
但是有的官員可能是因為,比如說是因為品行,或者是因為重大的一種失誤,或者是瀆職而導致了這種問責,那麼這個時候,應該說對這樣的官員,可能要有更多的,即使他有可能復出,我們也要有更多的,我們這裡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主持人:
說到理由,王教授,您覺得是引咎辭職這個標准不清晰佔的分量更重?還是說各級各地政府對引咎辭職的執行不利佔的更重,從現狀來說?
王錫鋅:
這兩個問題可能都同時存在。首先我們來看引咎辭職,現在各個地方都有各種各樣的規定,從中央的規定來看,我們前面已經分析了,就是在標准上,塑料有了一些杠杠,但是這些杠杠太原則化了。
主持人:
彈性太大。
王錫鋅:
所以我們現在叫官員問責制是一個柔性的,或者叫彈性問責,而剛性問責相對來說現在比較缺乏,之所以剛性問責這個機制沒有建立起來,我看最主要的還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的原因是,我們現在問責制度主要是在系統內部封閉進行的,民眾基於這種外來的這種監督參與,相對來說現在起的作用還比較小。
主持人:
這是一個。
王錫鋅:
對。第二個,我們的問責機制比較溫柔,而這種溫柔本來是可以,但是溫柔的問責應該與嚴格的法律究責,這兩個要結合起來,所謂法律究責,我們現在對公務員,對官員。
主持人:
就是行政問責。
王錫鋅:
不,我們有紀律處分,各種各樣的行政處分,我們還有《刑法》上要有相應的如果說……
主持人:
我們有司法問責嗎?《刑法》上有規定嗎?
王錫鋅:
我們當然《刑法》上有規定。
主持人:
但是我們用過沒有?
王錫鋅:
我們在一些個案中也用過,比如說一些違法侵佔土地的這種情形,官員肯定是要問責,但如果你觸犯了《刑法》,當然也會問責,但這種情況,一般溫柔的問責和法律責任的追究,它的銜接不夠完善。
主持人:
沒有外部的監督,自己內部又溫柔的話,這樣就可以產生很多問題,也可以隱藏很多問題。
王錫鋅:
隱藏很多問題,於是有些評論就指出,我們現在的這種問責制看起來是要為民去追責,要體現出有權必有責,但是在操作過程中,一方面因為標准過於寬泛,另外一方面,操作過程中彈性又過大,所以導致我們剛纔說的行政問責制看起來聲勢很大,但是正在演變成保護官員的措施。
請您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相關規定,在註冊後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