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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蔣介石自謂『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即被解放軍突破。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一軍一部奉命進軍杭州。五月三日,解放軍會攻杭州,杭州守敵大部逃竄,殘部被很快掃清,杭州宣告解放——杭州解放諜報立功
解放早已是人心所向,加上杭州地下黨組織事前做了大量工作,杭州市區的形勢迅速穩定下來。1949年5月10日,在國貨路新華電影院,杭州地下黨員、接管杭州的南下乾部、蕭紹地區金肖支隊隊員以及21軍留駐杭州的同志舉行了會師大會,300多位中共地下黨員,在長期的單線聯系之後,第一次公開見面。21歲的『無業青年』張永也在其中。
60年後的今天,81歲的張老早已離休多年。他坐在家中為我們再次講述1948年末至1949年初那段抄寫編輯秘密情報的日子。
19歲少年成了地下黨員
張永最初接觸中共地下黨組織,是在1945年上半年,那時他是杭州市立中學的初三學生。當時,張永是學校『警鍾壁刊社』負責人,還組織其他7個愛好文藝的學生,搞起了名為《警鍾》的壁報。
警鍾社的進步傾向很快引來了反動學校當局的注意,卻也使學校的兩位女教師開始與這群十五六歲的學生接近。
這兩位老師,一位叫夏汝南,一位叫餘巾英。後來張永知道,兩位和藹的老師原來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是在黨的領導下有計劃地在學生中物色發展對象。
1947年2月26日,餘巾英老師帶著他,在一個隱秘的場合,舉起右拳莊重地宣誓。張永成為了一名中共地下黨員,這年他19歲。
假裝木炭商到處搜集情報
『我入黨後,與入黨介紹人餘老師只聯系了一個多月,她就因同志被捕離開杭州去了蘇北根據地。接著是一位姓唐的同志,但只聯系了兩次,1947年6月我的關系就轉給了柯裡。每次,我從一公園、六公園向昭慶寺(今少年宮)方向走,柯裡從岳墳、六公園向一公園方向走。然後,我們會在湖邊的某個地點巧遇。每次相遇的地點都不固定。』張永回憶說。
見面後,張永向柯裡匯報情況,柯裡向張永傳達黨組織的消息或者布置任務。他們一個月要在西湖邊碰面兩次,『湖邊人多,不容易引人注意』。
這樣的見面一直持續到1948年7月。一次見面後,柯裡問張永:『能不能幫我在鄉下找個住處?』
張永明白,城裡軍警、便衣特務多,並不是安全的住所。他略一思索便對柯裡說:『你看住到古蕩我外婆家怎麼樣?』柯裡看著張永年輕的臉孔,點了點頭。
杭州城西古蕩,60年前是一派田園風光。這年8月,柯裡帶著夫人張幼雲(也是地下黨員)和一個孩子租住進了古蕩『張奶奶』家。張永和母親、外婆住樓下,柯裡一家住樓上。張永對家人說,這是他的中學老師,現在在臨安和杭州之間做販賣木炭的生意。
秘密編寫《杭州概況》
柯裡,青田人,1938年5月入黨。1943年5月,浙東區黨委派他前往杭州開闢工作,1947年至杭州解放後,歷任上海局杭州特派員、中共杭州市工委書記、杭州市委常委等,1952年調中央組織部工作。
當時,張永並不知道柯裡的具體職務。1948年11月的一天,柯裡把張永叫到樓上房間,拿出一沓手抄的材料告訴他,杭州解放指日可待了,為了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上級指示要收集各方面材料,將杭州各界的情況掌握起來。『這些材料是同志們冒著危險收集的,請你把它們謄抄兩份,一份留底,一份由我帶走。』柯裡說。
『我一看,那上面有杭州軍事機關的地址、負責人、人員、槍支數,還有特務機構的配置。一般的地下黨員不可能了解到這麼詳細的情況。』張永說。
從這天起,張永閉門不出。對家人,他就說在樓上後廂房裡看書,實際上卻是不分晝夜地抄錄著資料。
這些資料,有的是來自軍政機關、團體單位的內部文件,更多的是地下黨員們調查收集情況後用鋼筆寫成的分析材料。材料之廣,涉及杭州軍事、政治、工業、交通、公用事業、金融、教育、社會團體、文化等各方面的人事、派系、配置、動態等情況;而調查之細,更讓人感喟地下工作者無畏的勇氣和工作的細致。在杭州市檔案館1999年根據張永當年抄寫的原稿編印的《杭州概況》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條:『浙保6團2營5連,錢江大橋,李明陶,兵120,輕機2,步70,卡賓3,彈100,系38年1月10日接防。』
對杭州市重要部門的要害人員,其出身、履歷、作風、思想、能力、興趣、交友、家庭等皆有扼要的敘述和分析,甚至詳細到了誰與誰正在談戀愛的地步。
從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柯裡每個月帶來一批這樣的材料交給張永。張永再用繪圖筆,將其謄抄到十多厘米見方的打字機用拷貝薄紙上。每次抄好兩份,一份柯裡帶走,另一份張永留底。按照柯裡的交待,原稿抄完都立即焚毀,不能留存。
令人不解的是,在那樣白色恐怖的年代,那份留底的材料,張永怎樣處理。『老式的房子,樓上窗戶外面都有瓦片的。我把材料折小,再用油紙包好,放在一張瓦片下面。上萬張瓦片,很難查的。』張老有些得意地告訴我們。
情報立功50年後纔知曉
30多戶人家的古蕩俞家圩村,雞犬之聲相聞。一個陌生人突然住進張家,而且時常會消失三兩天,引來了某些人異樣的眼光。甲長為此曾到家裡詢問。
機警的張永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柯裡。為了安全,1949年1月柯裡一家搬走了。
收集情報的工作並未停止。『我們還是一個月見一次面,他把材料交給我,我把抄好的紙張交給他。』年輕的地下黨員張永從此提高了警覺。
這項工作一直到1949年3月末纔告一段落。最終形成的調查,分為41條目,共有32000餘字。解放後,張永將留底的資料上交給了杭州市委。
柯裡對張永是信任的,但是出於組織紀律,資料的來源、去處、用途,他始終沒有對張永說過。直到1999年,杭州檔案館准備將這批文件匯編成書,張永寫信向在北京的柯裡詢問,纔知道這批文件是中共上海局外縣工委索要的。
柯裡在回信中講到的一個細節,讓張永在50年後再次為當年做過的工作激動不已。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後,黨中央決定召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請國統區也派代表參加。杭州代表、地下黨員盧月梅4月抵達淮安時,遇到了南下乾部大隊。聽說盧月梅是杭州來的,准備開赴浙江工作的乾部們邀她一起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在會上,盧月梅發現很多乾部手裡都有一份油印材料,上面的許多詳細情況,甚至連她這個在杭州工作的同志都開了眼。張永這纔知道,他當初整理的資料,為人民軍隊順利解放和接管杭州,為南下乾部迅速開展工作、管理杭州創造了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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