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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日,南京混亂不堪,一些國民黨將領倉皇逃離,隨著軍火庫和油庫的爆炸,熊熊大火映紅了這座國民黨首府的天空。時年28歲的托平是美聯社南京分社記者,在《申報》1949年4月25日的頭版上,刊登了托平采寫的那條載入新聞史的消息《共軍進入南京城》:共軍於今晨三時四十五分接收南京——南京解放消息凌晨傳來
西蒙·托平,《紐約時報》前執行主編及美國普利茲獎主管,1921年生於紐約。1946年加入國際新聞社並被派駐北平,1948年在南京加盟美聯社,是第一位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外國記者。1950年至1959年先後任美聯社法屬印度支那戰爭報道組組長、倫敦對外辦事處負責人、柏林分社社長。1959年起加盟《紐約時報》。新中國成立後,他是周恩來總理邀請來中國采訪的第一位美國記者,為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做出了貢獻。
西蒙·托平已經88歲了,在紐約郊外斯卡斯黛爾的家裡,和他結婚已六十年的妻子奧黛麗·朗寧·托平陪伴著他,兒孫滿堂讓這位紐約老人格外快樂,他們甚至集體穿著唐裝拍了全家福。這樣的合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老人家的中國情緣。是的,60年前,托平在中國的記者生涯漸入佳境。在電話中,托平的思緒回到了1949年。
4月23日白天:爆炸此起彼伏國民黨棄城而逃用血氣方剛來形容時年28歲的托平並不為過,這位美聯社南京分社記者,幾個月前剛剛采訪了淮海戰役,還與劉伯承的部隊照了面。不過他想采訪解放軍的要求被拒絕了,托平當時難過得流下了眼淚。四年前二戰結束時他還是太平洋戰區美軍的一員,他從馬尼拉來華想展開自己的新聞記者事業。去過北平到過延安之後,托平最終得到了現在這份美聯社記者的好差使,他太想乾出點名堂來了。
4月23日那天的南京是混亂不堪的。托平的記憶從清晨開始,因為他『天剛破曉就被南京北面的炮聲和爆炸聲驚醒了』。托平立即穿衣起床,從美聯社的二層小洋樓出發,駕車沿著中山路向長江邊傳來爆炸聲的下關碼頭方向疾馳。此刻的托平心中只有自己的工作了,因為整整五個月前也即1948年11月23日,他的未婚妻奧黛麗已經和她母親、弟妹等家人離開南京飛往東京,並轉赴加拿大家中。
駕車的托平沿路看到了頹敗的一幕:成千上萬的難民和疲憊不堪但尚存隊形的國民黨士兵,沿著中山路潮水般地向南湧來。從江北敗退過來的士兵看到中國人開的汽車就攔住不放,拼命往上爬,黃包車和三輪車也被他們強行征用。托平穿越半開著、早已無人看管的西北門(現稱挹江門),來到了設施現代的下關車站——當時京滬線的起點。『垃圾遍地,空無一人』,托平感受到了一種末日的氣氛,因為就在他四處探看的當兒,車站的一面牆『轟』的一聲倒下了。這座由玻璃和白石牆體混合而成的塔樓式建築,兩年前剛剛在由建築大師楊廷寶負責的擴建工程中竣工,如今就由國民黨的爆破隊破壞了。
下關碼頭附近有很多倉庫,『都被洗劫一空了』,托平看到仍有人在那些倉庫附近轉悠,想再看看還有什麼好拿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個時刻江對面的浦口很靜,看不到共產黨部隊要渡江的樣子』,托平於是放棄繼續在江邊進行采訪,重新穿過市區趕往明故宮機場看看那邊的情況。他看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一位國民黨將軍扯著嗓子讓士兵將他的大鋼琴和其他一些家具搬上一架空軍飛機。還有一位戴眼鏡『立委』告訴托平說:『我們會回來的』,但口氣中毫無底氣。黃昏時分,南京一些軍火庫和油庫的定時炸彈開始爆炸,托平看到熊熊大火映紅了這座國民黨首都的天空。
4月23日的托平采訪行程異常緊張,當天下午他還穿行在大街小巷中去看普通居民的狀況,他看到了米店被砸,人們衝進去搶米,店主無助地站在路邊看著人搬走他的財富。在市警署總部,托平則遇見了一隊中央大學的學生在搬運槍支,『他們說要保衛自己的校園』。
4月24日凌晨:美聯社最先向世界宣布南京解放國民黨退役軍官馬青苑及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任正副主任的『治安維持會』的告示23日下午出現在街頭,一些維持治安的行動開始了。托平在傍晚六點開車接上了他的同行——法新社南京分社的中國記者比爾·管,他們再次前往明故宮機場,機場上只有一架飛機,這架美國空軍的飛機將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開時的唯一座駕了。
隨後,托平和比爾一起在山西路附近破舊的開羅飯店裡找到了馬青苑。這位年屆六旬的國民黨前陸軍師長此刻非常沮喪,他告訴前來采訪的這兩位記者:『張司令(國民黨南京衛戍司令張耀明)承諾留下來維持治安的部隊沒有兌現。』托平從馬青苑那兒獲悉,馬已通過無線電與共產黨聯系過,告知對方『南京不會抵抗,隨時准備投降』。
跑了一天,采訪到的信息夠多的了。4月24日凌晨3時20分,托平清楚地記得這個時間,他開車去電報局准備向社裡發稿了。在向西北門緩緩行駛的路上,『路上空蕩蕩的,看到雄偉的司法院大廈被大火燒著了』,正在嘆息這一損失時,托平和比爾聽到路邊有人從梧桐樹下衝出並用中文喊『站住!』,隨即兩名持槍的士兵向他們的吉普車靠攏,並用手電筒照過來問『什麼人?乾什麼的?』比爾先開口:『我是法國新聞社記者,他是美國聯合社的記者。』士兵們一聽就叫起來『美國人!』然後就問托平:『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托平知道他碰上陳毅的部隊了,是一支先遣隊的尖兵,他們相遇的地方,『離西北門有一英裡半』。很顯然,解放軍部隊早已成功渡江進入南京,這支先遣隊已穿過了西北門,讓這兩個記者給最先碰到了。
幾個小時前纔告別馬青苑的托平,此刻對如此之快就見到解放軍頗為興奮。先遣隊的指揮員命令眼前的兩位記者回到吉普車上原路返回城內,托平照辦,開車就往電報局趕。在電報局裡,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因為只有一條通訊線路,托平和比爾決定投擲硬幣來決定誰先發稿。比爾贏了,他向法新社巴黎總部迅速發出了三字快電:Reds take Nanking(『赤黨』佔領南京)。托平隨後發出了一篇66字的消息稿。托平剛發完電訊稿,南京到上海的電訊線路就被解放軍切斷了。然而法新社收到比爾的快電後以為那只是一個標題,就擱下等候後續的詳訊。比爾的詳訊直到早晨南京對外電訊聯絡恢復後纔發出,這一耽擱反而讓托平的消息通過美聯社發稿系統第一個傳遍了全世界。
在《申報》1949年4月25日的頭版上,就刊登了兩條美聯社發自南京的電訊稿的中文譯稿,雖然沒有作者的名字,但無疑它們正是托平的作品:一條是人物特寫《馬青苑其人》,另一條就是那條載入新聞史的消息《共軍進入南京城》:[聯合社南京廿四日電]共軍於今晨三時四十五分接收南京。軍隊系由西門開入,由軍官乘吉普車一輛開路,士兵沿中山路向焚燒之司法院大廈開進。共軍進城後,迅速佔據各要點,並接收各政府機關銀行與公用事業。共軍入城未遇抵抗,早起之市民均在街頭,用好奇眼光觀看共軍。共軍散布城內後,即分組排齊坐定,唱歌並聽長官訓話……
這是托平繼淮海戰役後第二次與解放軍近距離接觸。12年後,當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出席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時,其時已作為《紐約時報》記者前往采訪的托平,向陳毅描述起了4月24日凌晨他部下的表現,『陳元帥聽後發出了爽朗的笑聲』。
4月24日白天:解放軍入城井然有序人人稱道4月24日黎明時分,托平開車到寧海路接上自己未來的岳父——加拿大駐華使館領事切斯特·朗寧,一起再次奔向西北門。這一次,托平看到了更多的解放軍,他們個個身穿黃軍裝,頭戴平舌帽,『附近的居民給端來了熱茶熱水,熱情地倒進他們從皮帶上解下來的杯子裡』。
從西北門返回美聯社的小樓後,托平遇到了麻煩事。三位解放軍戰士跟著托平的中國傭人一起進了他的辦公室,托平正在打字機前寫稿,戰士們就問傭人:『他在做什麼事』。傭人不經意地說是向美國發消息。這話立即引起了戰士們的警惕,幾分鍾後,美聯社小樓被戰士們圍了起來,托平被限制外出,他的廚師也不能到外面采購。好在朗寧聞訊後給他送來了一些食物。『這應該是某種誤會造成的,兩天後門口的崗哨就悄悄撤走了』。
但是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說,這樣的誤會足可以釀成外交事件。當天早晨六點多,一隊解放軍進入了西康路的美國使館,一直闖到司徒雷登的臥室。『我和司徒先生是很好的朋友,那個時候我們經常見面,一直都保持著緊密的聯系。』被禁閉在美聯社小樓的托平當天並未去成美國使館,他認為這起事件中解放軍是『誤闖』,因為『共產黨部隊入城,井然有序,人人稱道』。
讓托平高興的是,5月初他見到了老朋友黃華。1946年,正是在黃華的幫助下,托平纔得以從北平前往延安采訪。如今,黃華來南京主管外僑事務局,又和托平見上了面,『黃華的英語很棒,我們在北平時見面都說英語,不過這次他卻對我說中文,交談了幾分鍾後,他變得隨和了,又開始用英文和我聊天,並告訴我可以自由采訪。』事實上,那次誤會過後,托平的活動空間的確很大,沒有受到什麼限制。他也去了總統府,並進行了采訪。
那個天翻地覆的時刻,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忐忑不安的,不過敬業的托平似乎心態平靜:『那段日子裡我太忙了以至於根本就沒有時間擔懮。當時有很多有價值的新聞等待我去報告給世界。』
1971年6月21日:周恩來稱托平是南京解放見證人在司徒雷登8月2日坐專機離開南京經日本衝繩飛回華盛頓後,托平也接到美聯社通知,只要有可能就啟程前往香港。托平在他回憶錄中寫道,『司徒雷登一走,南京這個前朝國都便逐漸失去新聞中心的地位了』,在坐火車轉道上海再搭海輪的旅程中,托平於9月25日終於離開長江口進入東海,中國大陸的海岸線在他眼中慢慢消逝……
托平再次重返中國的時刻則是1971年,就在基辛格7月秘密訪華前的6月21日,來華采訪的托平獲准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共進晚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沒有任何一位美國記者獲准采訪周恩來並發表采訪的全文』。周恩來接見了托平夫婦,在宴會上他對全體在座者說到:『托平和朗寧先生都是我們進駐南京城的見證人。他們在1949年4月親眼目睹了新舊中國的改朝換代』。
1949年,留給托平的記憶,在淮海戰役的戰火以及南京改天換地的解放時刻之外,還有那一年的11月10日,托平在加拿大阿爾伯塔省與奧黛麗完婚,隨即他們又返回香港。在憶及60年前自己對南京解放的采訪時,托平說:『對於南京的報道,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事件。是我從1946年開始到1949年的這一段時間所有工作的高潮和總結。它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更是一個時代的開始。』而這個年份,無疑也標志著托平夫婦在六十年後的今天紀念鑽石婚的幸福起點,『我們早就開始為我們的結婚紀念做准備了,雖然現在還沒有完全弄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將舉行一個盛大的派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