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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石首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向荊楚網介紹,23日在網上傳播“永隆大酒店又挖出屍體”的謠言製造者在荊州市某網吧被查獲,經查,造謠者爲一在外讀書的學生,該學生已承認了造假事實,並表示悔過。
另據荊楚網消息,石首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向荊楚網介紹,6月23日,在石首指導“6.17”事件後續處置工作的荊州市委書記應代明表示:要堅決將“6.17”事件查個水落石出,一要查明塗遠高死因。爲了防止干擾,案件將由省公安廳指導督辦,荊州市公安局成立專班辦理案件,請國內最權威的專家主持屍檢,把死者死因徹底查清楚,公佈於衆;二要查明事件起因。查清楚永隆大酒店爲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塗遠高爲什麼會死;三要查明永隆大酒店背景。由省調查組直接組織調查,查清楚永隆大酒店的所有相關問題。
石首“6.17”事件從開始到現在,已經過去一週了,人們從驚愕中逐步緩過神來,各種媒體評論也漸漸多了起來,其中以《人民日報》的人民時評:政府如何應對“麥克風時代”,最爲引人注目。
我感覺,《人民日報》這篇《人民時評》寫的很好,只不過偏重於“事後處理”,在“6.17”事件描述定性上,我覺得有商榷之處。
這篇《人民時評》的第一段開門見山,“近日,湖北石首市一名酒店青年廚師的命案,在種種傳言的發酵下釀成衝突。”
我想說的是,“6.17”事件是由“案件”轉化而來,的確發生了一些不相信地方政府官員的羣衆“阻攔”當地警察武警消防警察進入現場,出現了“對峙”和“驅散”、“反驅散”事件,並未發生“衝突”。我對“衝突”的定義標準是發生“武力對抗”,並有“人員傷亡”。而“6.17”事件過程中並未發生“武力對抗”,沒有“人員傷亡”特別是“死亡”。
另外,“6.17”事件並不單單是“在種種傳言的發酵下釀成”的,而是和當地已經存在人數不少的“不相信地方政府官員的羣衆”這個客觀原因,以及地方政府官員想迅速用簡單手段“壓事”的魯莽作爲,這兩個因素互動逐步升級導致的。死亡年輕廚師所在的該酒店着火後,地方政府曾經發出一條新聞,說是“消防演習”,雖然可笑,想“掩蓋真相”,但也說明地方官員是想阻止事態進一步擴大,想阻止地方事件消息擴散全國乃至全世界。
“壓事”和阻止“擴散”,地方官員有這樣一個主觀願望對不對呢?我認爲很正常。而不相信地方政府官員的羣衆想弄清真相,不讓地方政府官員處理,對不對呢?我認爲也很正常。
實際上,石首“6.17”“案件”變“事件”的本質,也是《人民日報》6月19日《人民時評》《“替誰說話”與“爲誰執政”》指出的,“人們之所以譴責,更因爲“替誰說話”的邏輯背後,是個別黨員幹部將“維護黨的形象”與“維護羣衆利益”對立起來,拿“黨的利益”做護身符,對抗羣衆監督和輿論監督,維護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
不過,我們看到荊州市委表態和承諾,還是很欣慰的,因爲我們發現,最終解決這個問題還要靠黨和政府,有些地方黨員幹部“公然將黨和人民對立起來,全然忘記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忘記了“黨的一切奮鬥和工作都是爲了造福人民;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還好,我們有上級黨組織上級政府,我們的人民還相信上級黨組織上級政府,特別是相信黨中央和國務院,這種相信,是黨和政府與人民關的“底線”,而至少在石首“6.17”“案件”變“事件”上,”黨和政府與人民關係底線並未“失守”,這是我們深挖“羣體事件”根源,及時妥善處理解決此類事件應該牢記的。
那些專注於“事後處理”,如何“應對突發事件”,甚至把這些事情作爲“新聞事件”的評論,並不是不對,但經常不自覺的陷入黨和人民、政府和人民、官與民等多種兩元對立邏輯,而“府民衝突”這個概念就是這種對立邏輯的代表。貪污腐化變質的黨員幹部,不能代表人民,不能代表公民,更不能代表黨,代表政府。
網絡近來有消息說,個別地方因爲重度污染,老百姓“癌症”高發,據說地方官員不但不給解決,反而自己喝水用水做飯甚至洗澡,都要“專門拉運礦泉水純淨水供應”,正在醞釀着新的“突發事件”,消息把矛頭直指當地縣市書記和縣長,這些與污染企業有這關係那聯繫的黨員幹部官員,並不是地方全部黨員幹部,如果真的發生衝突了,也是這些貪污腐化變質的黨員幹部的責任,而並非什麼“府民衝突”。
切實尋找爲什麼會這樣的根源,嚴肅黨員幹部紀律,肅清黨員幹部隊伍中的“害羣之馬”,對於預防事件發生和發現事件苗頭並有效解決,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又現屍體”造謠者被查獲,一點也不奇怪,這不是“佔領輿論導向制高點”問題,而是實事求是尊重和了解人民意願的問題,在這方面邀請民衆代表參與調查,以及及時發佈信息,的確是很重要的。
儘管互聯網以及新的信息技術,已經把我們帶進一個嶄新的世界,但是“實事求是”以及“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仍然是我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法寶。那些以西方政治和新聞理論套中國現實的觀點看法,或者說“習慣”,是非常危險的不懂中國歷史誤導中國現實和未來的“輿論導向”,不可不察!
2008年我們萬衆一心抗震救災那股精神,我們萬衆一心抗擊冰雪災害那股精神,我們萬衆一心辦好奧運那股精神,我們當時黨員幹部與人民大衆一家人、官民團結如一家人、軍民警民團結如一家人以及人人團結如一家人的感人情懷,都哪裏去了?爲什麼這幾個月會出現那麼多刺痛人心的事件?我們都應該捫心自問!包括我們的“輿論導向”。
前些日子,在《人民日報》連載“六個爲什麼”重要文章期間,有“專家”提出什麼“設中南海發言人”,我當時就寫文字反對,我說人民大衆人人都是“中南海發言人”。還有人以“讓人民說話,建和諧社會”爲題半夜忽悠人,因爲文章實質是在販賣西方自由民主那一套玩意,這不由得人們深思。現在可以這樣說,這是某些人某些勢力繼續離間分化黨和人民關係的伎倆。從這個角度看,“替誰說話”問題出現在某些黨員幹部身上,也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個可悲的現實。
我在“信息公開考驗執政能力”一篇文字草稿中,是這樣寫的:上訪,是人民羣衆向黨反映意見建議、訴苦訴冤訴願的最後的和平途徑和渠道,就像是和親人訴說,和家人訴說,和最信任的生死朋友訴說。
上訪這個渠道不暢通了,不單是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信仰危機(上訪人羣裏有不少基層的黨員幹部,我曾經建議過要特別注意這個現象和趨勢)。
現代生活方式本身就更容易讓人患上三高(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文明病”。氣管不通,血管不暢,當然會更不舒服更痛苦,當然會有這樣那樣的“奇怪病症”。所謂的西方現代管理方式,包括社會管理,也被我們不少部門不少地方認可,至少在一些教科書甚至文件中是這樣寫的,是不是也會使我們的公共部門患上“三高”呢?
事實證明,單純執政單純立法,立這規章那辦法,就如同“單純軍事路線”一樣,是行不通的。
我們不能沒有數字,不能沒有立法,但是單純“數字治國”、“立法治國”是非常簡單幼稚的治國理念和治國方法。以爲設一個“新聞發言人”就能解決“新聞後面的新聞”問題,更是我一貫反對的簡單做法。
說實話,每當我看到“羣體事件”、“上訪被抓”、“癌症村”、“艾滋村”等負面新聞時,我就渾身不舒服,這疼那痛的。僅靠國家的醫保、民政的大病救助以及所謂的基金和百姓的熱情捐獻能治好那麼多的“白血病”或癌症等重病嗎?即使部分治好了,對那些本來應該買單的地方污染企業和不負責任的地方政府的“氣”,老百姓又向何處去撒呢?
我們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是個整體,這是我們悠久而不絕的歷史、燦爛而不斷的文明和優秀傳統文化決定的。無論是新中國誕生前後還是對於現時代來說,黨和人民聯繫的渠道都如同人身體呼吸的氣管、承載血液流動的血管一樣,這纔有黨和人民的關係是“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的總結。
石首“6.17”還在徹底調查之中,但黨和政府與人民關係底線並未“失守”這個事實,使我相信石首“6.17”事件會得到公正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