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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盛夏的一天,一艘炮艦和兩艘商船來到了中國,炮艦上有一位英國人,他叫馬戛爾尼,英國的特使,要到北京去覲見乾隆皇帝。
這是一次被日後的歷史學家反覆討論的覲見。歷史總是在偶然中積累下必然的變化,兩百多年前的那個夏天,馬戛爾尼和他的英國使團成爲了一個變數,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未來。
整個過程中最令後人感興趣的,就是馬戛爾尼對乾隆如何行禮,是按照中國的禮制行三跪九叩大禮,還是按照西方的方式。
最終事情以馬戛爾尼單膝下跪得到解決,然而中英兩國之間的訴求、差異,都在這爭議中暴露無遺,併成爲此次覲見的主旋律。
馬戛爾尼代表英國,提出了放寬貿易限制、設立使領館等要求,被清廷回絕。這個結果留下了很多猜想,假如當年英國得到的是肯定的答覆,大清帝國究竟會走上怎樣的一條路,令人好奇無比。
拒絕歸拒絕,雙方在禮數上還算周到,馬戛爾尼給乾隆帶來不少禮物,但其中有一件令皇帝很不爽,那是一個有110門大炮的軍艦模型。據說乾隆感到了英國人咄咄逼人的架勢,爲此特地囑咐各地海防,要小心這些西方客。
然而事情沒有按照乾隆預想的那樣發展下去,清廷積弊已經無可挽回。馬戛爾尼在離開之前曾丟下一句話:“清帝國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
果然,47年後,大清還是沒能擋住英國人的堅船利炮,鴉片戰爭徹底改寫了這個東方帝國的命運。
馬戛爾尼當年乘船抵達的地方,就是天津的白河口。他也許不會預料到,數十年後西方人的到來,將給天津這個城市以怎樣的刺激。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洋務運動興起,天津成爲北方的中心。軍工、工礦企業在天津先後建立,水雷、輪船器械、電線等新鮮事物陸續出現。
洋務派的目的之一,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因此光從西方引入技術還不夠,必須要有人能操控、製造這些東西,於是對本土人才的培養被提上日程。而培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辦學。於是乎,數千年來傳統私塾、書院一統教育界的局面被徹底打破,新式學堂破繭而出。
這些出現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學堂,大致可分爲三類:軍事技術學堂、專門的軍事學堂以及外國語學堂。而到了1895年,天津更是出現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堂,開近代大學教育的先河。在中國從傳統教育向新型教育模式轉換的過程中,天津的近代教育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回顧這些學堂的歷史,也是一段文化的再審視之旅。
天津軍事學堂多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天津還出現過一些專業性非常強的學堂,其中不少和軍事有關。
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天津就建立了機器局,主要工作就是生產軍火,除了普通的子彈、槍支之外,還生產水雷,所以在1876年,機器局內部就自設了電器和水雷學堂,記者查到的一些資料稱,這個學堂“選募生童”,請人“教練一切,製成各種水雷”,顯然是又學習又生產。
在1902年,天津還成立過北洋軍醫學堂,校址就在今天的河北區黃緯路一代,第一期的幾十名畢業生全被分配到了北洋軍隊中擔任醫官。而此後幾年時間裏,如日中天的袁世凱在天津陸續創辦了陸軍小學堂,馬醫、軍械學堂,以及講武堂等等,全部爲其下轄的新軍服務。
此外,有一些學堂所培養的人才,雖然主要以爲社會服務爲主,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與軍事有着緊密的關聯。比如電報,看上去雖事關通訊行業,然而洋務派顯然意識到了它在戰爭中的實用價值,因而很早就在天津建立了北洋電報學堂。
本來這個學堂只打算招收一期學員,甚至一度考慮停辦,不過由於從天津架設到上海的電報線路,讓人們嚐到了甜頭,很快便架設了幾條新線路,導致人才急缺,因而學堂改變了原計劃,擴大招生,一直辦了二十年,直到庚子事變停辦爲止。
海陸兩軍學堂之始
“全體水手,前甲板列隊!”
而後,鄧世昌走到致遠艦的船頭,下達了撞沉日艦吉野號的命令,在他身後,是在風中飄搖的黃龍旗。
這是電影《甲午風雲》裏最悲壯的情節之一。
黃龍旗是清朝的國旗,不過在此之前,它曾作爲北洋水師的軍旗。這支艦隊曾被清廷視作建立近代國防的重中之重,每年劃撥數百萬兩白銀作爲軍費。一度,它也被視爲“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海軍艦隊,然而終於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黃龍旗未能再在海上飄揚。
天津與北洋水師之間淵源頗深,在今日的東局子一帶,當年就建有一所北洋水師學堂,它建立的目的就是滿足正在擴建的北洋水師的需要。
1874年,日本企圖侵佔我國臺灣島,令清廷上下極度震驚,不得不再度重視起邊防事宜。此時朝內分爲兩派,掀起了“海防”與“塞防”之爭,後以前者勝利而告一段落,建立海軍的事宜被提上日程。
後來清廷決定,將全部精力投入在北洋水師的建設上,短短十年之內,就從英國和德國訂造了十艘戰艦。艦隊的迅速擴張,令指戰人員匱乏的問題暴露。起初政府從福建船政學堂調撥了一批人,鄧世昌即是其中之一。但是由於北洋水師在國土之北,與南方距離太遠,調撥不易,而且福建方面所來學員,多以駕駛、造船見長,並不懂作戰,於是當時洋務派的主流人物李鴻章上奏朝廷,請求在北方建立水師學堂,而最終校址就選在了天津。
1881年,北洋水師學堂成立,成爲我國最早的軍事專科學校和海軍軍官學校。
天津建衛之初,就與軍事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近代學堂在天津的興起,也是從軍事領域開始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合。在北洋水師學堂成立四年後,北洋武備學堂也在天津建立,它堪稱“中國陸軍學校之始”——這也使得天津在近代中國海、陸兩軍的軍校歷史中,都佔有極爲重要的一席之地。
這兩所學校的命運軌跡幾乎完全一樣,均在1900年因八國聯軍侵華而停辦。不過,在短短十餘年的存世期間,它們先後培養了諸多人才,如黎元洪、張伯苓、段祺瑞、馮國璋等人均從其中畢業,尤其是武備學堂,幾乎“造就”了後來北洋政府的絕大多數軍閥,影響了民國初年中國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