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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開近代大學教育先河
天津大學校園內,陽光清爽。
此時正是畢業的時節,許多學生穿着不同顏色的學士、碩士或博士服,三三兩兩地選着校內的景色拍照。有些學生站在北洋廣場的一個石亭外,將這巨大的建築作爲背景。
亭上刻着一行字,寫有“北洋大學堂·1895”的字樣,“北洋大學堂”這個名字,就是這所學校的前身。
1867年,李鴻章被朝廷任命爲湖廣總督。擔任這一職務其間,有一個叫盛宣懷的人協助他處理了很多事物。這段經歷讓李鴻章對盛宣懷頗爲賞識——在盛宣懷去世後,他的墓誌銘上就寫有“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鴻章)”這樣的評價。
若干年後,盛宣懷來到了天津出任官職,由於洋務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所以盛宣懷在李鴻章的指點下,很是做了一番事業,其中在教育方面,就是籌辦了北洋大學堂。
當時有一位叫丁家立的美國人,在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擔任祕書,同時自己創辦了一所書院,在社會上頗有影響,引起了盛宣懷的注意,因而在籌辦大學堂時,對此人特別倚重,從章程等原則問題到具體教學內容,都以丁氏的意見爲據。
1895年,經光緒皇帝批准,“天津北洋西學學堂”成立,從此開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先河,翌年更名爲北洋大學堂,它分爲頭等與二等兩個學堂,後者爲預科。
從其開設的課程就能看出,北洋大學堂的教育帶有很強的實用色彩,所設的五個學科包括工程學、電學、礦物學、機器學和律例學,而各年級的基礎課則包括了幾何學、微分學、繪圖、翻譯等等。
在北洋大學堂成立三年後,朝廷准予設立京師大學堂,由梁啓超代擬章程。雖然此後因爲戊戌變法的失敗,導致維新進程受挫,但是新式學堂的興辦並沒有停止。在1901年,政府還下令各省的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
後來的學者認爲,北洋大學堂的創建爲國內高校初創時期體系的建立,頗有示範作用,且推動了中國第一個近代學制的產生。
八國聯軍入侵曾一度致使學堂停辦,不過1903年該校復課,若干年後更名爲“國立北洋大學”,經濟學家馬寅初、醫學家劉瑞恆、數學家秦汾、耀華中學校長趙天麟等人悉數畢業於此,其中不乏一些領域的奠基之人。
一邊算數一邊讀經
英語、幾何、代數、三角——這是北洋水師學堂的一部分課程。
經解、策論、詩賦、駢散雜文、天文、算學——這是清末在天津成立的集賢書院的部分課程。
兩個學校成立的時間,前後不過相距六年,但教授的內容有很大差別,傳統的四書五經與西式的自然科學形成了極爲鮮明的對比。而對當時的整個中國來說,傳統文化、思維模式與政治格局,都受到了外來勢力的重大影響,使整個國家處於兩種文化形態的衝突與融合之中。
據史料記載,當年北洋水師學堂的課程,主要分爲駕馭、輪管兩部分,除了學習科學知識外,仍保留國文、讀經這樣的傳統課程,明顯受到當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思想的影響。
在經過四年的系統培訓後,水師學堂的學員要上船實習,在一年的時間裏學習操作大炮、洋槍、刀劍,上桅接繩、用帆等等。在此期間學員要參加兩次考試,都通過後可以作爲把總候補,成爲低級軍官。
至於武備學堂的課程內容,在天文、算學、經學等方面與水師學堂並無二致,但同時也開設帶有鮮明陸軍色彩的課程,比如炮臺營壘新法,馬隊、步隊、炮隊的操練,以及行軍佈陣等等。
和早期的傳統官學一樣,新式學堂對學生設有補貼和獎勵。比如水師學堂最初規定,將考入的學生按水平分爲三個班級,第一班每月每人補貼一兩銀子,第二班每一季給“衣履費”二兩,第三班則每一季一兩,後來這些待遇還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不過學校對於學生的管理也相對嚴格,並且管理得很細緻,如武備學堂甚至規定“閒書小說,除《三國演義》外,一概不準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