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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繁峙縣副檢察長穆新成被紀檢部門實施“雙規”,其資產超過1億元。因爲信佛,穆新成還有另外一面:熱衷公益,扶危濟困,修廟種樹。繁峙城裏有一些人力挺穆新成,有人公然宣稱:“穆二小就是個大俠!劫官濟貧的俠客。敲詐當官的,得來錢一部分給窮人,一部分給自己,有什麼不好?!”繁峙民間和當地官場對穆案的另一個評價,是穆“激起了官憤”。知情人稱,穆新成運用反貪局的特殊職能,查過××、××等“同樣了不起的人物”,得罪了硬茬。——這個案子採訪到最後,已經越來越成爲一個黑色幽默。(《中國青年報》7月6日報道)
人類的評價體系有着明顯的時代特徵,跟所處時代的客觀條件和社會風尚密不可分。對統治者和官員的評價也概莫能外。奴隸社會裏,只要奴隸主不視奴隸的生命如草芥,便被認爲是合格的主人。封建社會裏,當官的對草民不再想殺便殺,於是對“好官”的評價標準就上升到“清正廉潔”、“爲民作主”的高度。從長遠來看,隨着社會的進步,這個評價標準是不斷上升的。
但是,事物發展的道路不可能總是直線,也會出現迂迴曲折的現象,即所謂的“螺旋形上升”。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和一定的範圍內,對“好官”的評價標準也並非總是不斷進步、不斷上升,也會有反覆,甚至還會有倒退。若干年前,大多數老百姓對“好官”的要求是“先鋒模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然後,要求變成了只要做事情、“會發展經濟”就行,不太拘泥於小節了;再然後,“清官”成了“好官”的代名詞,不需要你做什麼,只要你不貪不佔老百姓就滿足了。而看了山西省繁峙縣副檢察長穆新成一案中老百姓的一些評價,我感到這個評價標準又有了進一步下滑的跡象——當官的貪就貪點吧,只要他們不“獨吞”、還能多少想着點老百姓,就依然是“好官”、甚至是“劫官濟貧的俠客”了!
顯然,從目前的一些現象看,“好官”的評價標準是呈下降趨勢的。這種下降在多大範圍內存在、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我沒有能力去統計、去評估。我也無法預知,“好官”的底線將來是否會進一步退守、會退守到何種程度。作爲老百姓的一員,我只能默默祈禱其早日“觸底反彈”,走出“螺旋”、恢復“上升”。喬志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