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別人的醫保卡就診、假扮急診不給醫生核卡機會……最近，深圳多家社康中心反映該市社保局工作人員假扮患者，以『釣魚執法』方式誘使醫生進行違規操作，受到普遍關注，更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一方面，執法者假裝緊急病痛，有向醫生『下鉤』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它又與百姓深惡痛絕的『釣魚執法』行為有諸多不同：從感情上講，社保局沒有誣賴無辜百姓，查處的是確實存在問題的醫療機構；從程序上講，工作人員獲得了充分的證據，不存在公權力的脅迫；從結果上看，為眾多參保人管好了看病的錢袋子，是件好事。

　　那麼，深圳社保局的做法到底算不算『釣魚執法』？『釣魚執法』該如何界定？類似執法行為是否一律不能使用？這些，既是厘清深圳社保部門執法事件的關鍵，也是自上海『釣魚執法』事件以來，有關各方和社會公眾亟待弄清的疑問。

　　遺憾的是，由於至今『釣魚執法』在我國現行的法律中尚無明確規定，有關方面也遲遲未給出詳細解釋，專家學者觀點也各不相同，直接造成在類似事件中當事方和社會公眾『各執一詞，你吵我嚷』的局面。

　　據了解，英美法系中專門有執法圈套的概念，它和正當防衛等一樣，都是當事人無罪免責的理由，但在我國還沒有定論，也沒有一部專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處罰法僅簡單規定，行政機關發現違法事實確鑿並有法定依據，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發現違法事實手段和方法，卻沒有具體要求；取證過程是否要亮明身份，也無明文規定。

　　2008年10月1日實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中，倒是規定了，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行政執法決定的依據。如果僅是『微服私訪』且不對被調查者威逼利誘，這樣的『釣魚執法』是否能合法使用？

　　『釣魚執法』事關政府形象和百姓利益。公眾之所以對深圳社保等類似事件如此關注，正是關心公權力是否能在法制軌道上運行。隨著『釣魚執法』概念的廣泛使用，太多細節和概念需要有關部門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完善和規范。畢竟，再多的爭議和探討，都代替不了法律上構築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