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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學貧困女研究生楊元元自縊事件的後續,讓人感覺頗有些『意外』。—名自稱楊元元同學的網友在某網站上發帖,將矛頭轉向了楊元元的親弟弟。據發帖人敘述,楊元元的弟弟在姐姐自殺後,從未去看過姐姐的屍首,也根本不知道姐姐的屍首在哪裡。而他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唯—目的就是為了向上海海事大學索要安葬費,開口就是35萬元。其弟索要這35萬,其實是用來充當購房款。(《武漢晚報》12月15日)
這一帖子掀起了新一輪的口水仗,支持帖子內容的寥寥無幾,謾罵和鞭笞甚囂塵上。很多人認為,這一帖子發布的目的,是要捍衛上海海事大學的聲譽。
關於楊元元之死,學校該承擔怎樣的責任,目前尚無定論。將責任全部歸咎於學校並不客觀,將責任全部歸咎於貧窮也並不全面。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個家庭裡如果培養出了一個名校研究生和一個名校博士生,無論之前怎麼貧寒,現在總算可以翻身了吧。但楊元元的家庭卻是個『個例』,名校與高學歷,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境況。其間,個人的能力問題是否也該反思一下?
一個武漢大學的名校本科畢業生,在就業形勢並不是特別嚴峻的2002年開始就業,先後做過培訓學校的老師,賣過保險,也做過小買賣,還有長達4年的未就業記錄。楊元元這番『漂泊不定』的就業之旅,難道僅僅是因為貧窮嗎?與同時代的很多年輕人相比,比她更貧窮的大有人在,她的落寞難道僅僅是社會的『錯』?同情弱者是我們的天性,也是美德。但是綜觀楊元元一家所遭遇的困苦與挫折時,很大程度上,我們放大了社會的『錯』而忽視了個人因素。
回到楊元元之死與學校責任的爭論上來,我更願意接受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的觀點:若是社會層面的事情,不要落到學校的原因。個人的困難,應尋求『制度』層面的保障,而不是落在『特例』。楊元元的個案,讓學校『為難』,而楊母的問題,屬於社會層面,由此發生的問題不能由校方擔責。
值得警惕的是,輿論持續在熱炒楊元元之死與學校責任的大小。我擔心這樣的關注會不會起到負面作用,比如,以後學校在招收研究生時,會更多地去將學生的家庭狀況等因素考慮進去,從而將貧寒考生拒之門外?
在楊元元之死的問題上,無論如何,上海海事大學的聲譽是受到了一定影響的。吊詭的是,在那則《關於『海事大學楊元元之死』之我見》的帖子後面,有網民爆料,這是學校方面組織的『槍手』在網絡上展開的『反擊』。
一個人的生命價值與一所大學的聲譽激烈博弈著,這更像是一副眾生相,刻畫著這個時代並不完美的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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