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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評估獲得"優秀",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辦公室工作人員說。
這位工作人員所說的『事情』,是指2009年10月31日,網上舉報浙江大學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評估造假。一個月後,浙江大學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發了一份關於『舉報評估造假的情況說明』(以下簡稱『情況說明』)。
近日,記者在浙江杭州調查采訪此事時發現,確有一些教授同時在兩所高校擔任專職,他們忙碌的『兩棲』生活引起了爭議。
網友舉報與浙大回應
『浙江大學是一所以"求是"學風著稱的高等學府。但近年來,從論文、成果到學科評估、重點實驗室評估等,常常靠虛假、欺騙為手段贏得"好名聲"。這次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評估中,浙大利用造假、欺騙的做法,玷污學術純潔,令業界震驚。』筆名揚剛的作者在網上舉報說。
舉報者所指的實驗室是浙江大學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實驗室。據浙大介紹,該實驗室於2003年經教育部批准立項建設,2005年通過驗收。根據《高等學校重點實驗室建設與管理暫行辦法》和《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評估規則》的要求,每5年參加一次評估。2009年,教育部組織對數理科學和地球科學領域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進行評估。
舉報者稱,在評估中,浙大存在人員虛假。楊肖娥(實驗室主任)的丈夫何振立在美國已全職工作10多年,早已不是浙江大學的人員,近十年也沒有在浙大實驗室待過。劉維屏在2005年就到浙江工業大學工作,是浙工大『最耀眼的旗幟』。若他們作為『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的學術帶頭人和重要成員,顯然是造假。
對此,浙江大學在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情況說明』中稱,何振立教授1999年以浙江大學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佛羅裡達大學進行合作研究。2004年,何教授被聘為佛羅裡達大學助理教授,2008年轉為副教授。根據何教授的具體情況,校人事處決定保留其公職到2011年3月。其間,何教授一直參與浙江大學的相關研究工作,並聯合發表論文。
浙江大學稱,評估材料中收錄的有關何教授的研究工作,均在本次評估統計數據要求范圍內。其中,縱向課題為2000年度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紅壤質量演變的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機理及其調控』,資助年度為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土壤重金屬污染微生物學及生物化學過程及診斷技術』,資助年度是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
校方同時稱,按《實驗室評估申請書》有關『客座人員研究成果在署名本實驗室名稱前提下,視為固定人員情況填報』的要求,何教授的研究(包括合作研究)成果發表時,作者單位標注為『浙江大學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的9篇論文統計時列入『標注論文』,標注為『浙江大學』的10篇論文統計時列入『未標注論文』。
記者查閱了相關文件,統計評估期限確為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實驗室評估申請書》也確有上述要求。
關於劉維屏教授的情況,浙江大學回應稱:他從1982年起為浙江大學教師,1995年被評聘為教授,1999年擔任環資學院副院長;2005年10月經學校同意調往浙江工業大學工作;2009年5月被浙江大學聘為環資學院院長。本次評估材料中所收錄的為劉教授2004年至2005年在浙江大學的研究工作。其中,縱向課題為2002年度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環境化學:手性農藥土壤污染化學修復基礎研究』,資助年限為2003年1月至2006年1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土壤與植物中手性農藥的對映體行為差異性』,資助年限是2003年1月至2006年12月。劉教授的研究成果發表時,作者單位標注為『浙江大學』或『浙江大學環資學院』的8篇論文統計時列入『未標注論文』。
另外,浙江大學稱,2003年實驗室建設申請報告、2004年實驗室建設計劃任務書和2005年實驗室驗收報告中,何振立、劉維屏教授均是該實驗室人員。
記者調查發現,在實驗室評估申請書中,何振立教授19篇在國外出版的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都是冠以美國佛羅裡達大學、浙江大學多個名分。一篇論文署名常是六七個人。
據荷蘭埃爾塞維爾公司出版的2006年5月第三期生態毒物學環境安全期刊證實,劉維屏發表論文同時署名『浙江大學』與『浙江工業大學』,另外6篇論文每篇的署名人數都在四五人左右。
舉報人還稱,申請評估過程還存在課題、經費、成果虛假。『在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分別設有"農業部面源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浙江省亞熱帶土壤與植物營養重點實驗室"、"浙江省農業遙感重點實驗室"和"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他們將以上四個省、部重點實驗室分別爭取到的科研項目和經費都挪到一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他們將設在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的四個省、部重點實驗室的成果歸於一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另外,浙大環境與資源學院還回應,根據教育部教技司[2003]59號文件精神,學院以『浙江省亞熱帶土壤與植物營養重點實驗室』和『浙江省農業遙感與信息技術重點實驗室』為基礎,整合了相關學科的優勢力量,申報『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並獲得教育部批准立項建設。舉報所指的『農業部面源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為2008年農業部批准立項建設,評估材料(包括課題、經費、成果等)是該實驗室51名成員在2004年到2008年科研工作的統計結果,均有證明材料。
兩教授均有雙重專職身份
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員工基本信息顯示,『何振立為土水資源與環境研究所的教授,研究方向為土壤化學與環境、土壤生物與生物化學』。
基本信息顯示,何振立教授1990年至1993年為英國紐卡捨爾大學訪問學者,1993年為英國麥考萊土地利用研究所訪問研究員,1994年任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及州立大學高級訪問學者;1996年至1997年任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及州立大學客座研究員;1998至今為美國佛羅裡達大學客座研究員。
記者登錄美國佛羅裡達大學官方網站發現,何振立是該校土壤和水科學部門的一名助理教授。校方對他的介紹是:『2001年以助理科學家的身份加入印度河流域研究和教育學院(IRREC),並於2004年成為助理教授。研究領域包括養分和污染物,養分管理和水質,土壤肥力和柑橘類植物營養等土壤生物化學研究。他現在為研究生教授"土壤質量"課,給本科生教授"農業和環境質量"與"環境土壤科學實驗"課等,活躍於多個組織。』
據維基百科對英美教授體制的介紹,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也有兼職的教授,即英文visitingprofessor(訪問教授)和adjunctprofessor(兼職教授)。但佛羅裡達大學對何振立的介紹是assistantprofessor(助理教授),顯然不是前面兩種情況。
關於記者提出的、已在美國佛羅裡達大學供職的何教授是否一直享受浙大薪水及其相關福利待遇等問題,浙江大學方面拒絕回答。
關於劉維屏的情況,據記者調查,在浙江工業大學人事處的大學教授名單中,劉維屏仍名列生物與環境工程學院,浙工大高層次創造性人纔計劃中仍有劉維屏創新團隊。
而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2009年6月9日對劉維屏的介紹為:院長,1990年以來先後在意大利Sassari大學生物與環境科學系、美國農業部Salinity國家實驗室、日本九州大學、美國加州大學(UCR)環境科學系、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LSU)生物系等留學和高訪。
浙江大學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2009年9月26日出具的一份說明稱,『劉維屏2005年8月離開浙江大學,前往浙江工業大學任職。2009年5月,重新成為污染環境修復與生態健康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的重要一員』。
記者調查發現,在2009年6月浙江工業大學向教育部、財政部申請環境工程專業創新人纔培養模式實驗區的上報材料中,劉維屏是該實驗區的主要專職教師。
經對比分析,浙江工業大學創新人纔培養模式實驗區的上報材料中,劉維屏教授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基金『手性農藥環境化學與污染修復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土壤-作物系統手性農藥的對映體行為的差異性』項目,分別名列浙工大申請書近五年重點科研項目的第5位與第16位。
近日在杭州采訪時,浙工大生物與環境學院實驗樓的學生對記者說:『劉維屏是我們的老師,他比較忙,你要找他最好提前幾周預約。』隨後,記者趕往浙工大主樓15樓生物與環境學院辦公室求證。
院辦的馮劍先生說:『劉維屏兩邊都跑,在浙大有一個行政職務。』他答應提供劉教授的聯系方式,並用電話聯系正在浙工大生物與環境學院辦公室辦公的劉維屏教授。之後馮告訴記者:『劉院長沒有時間接受你采訪,他馬上要趕到浙大辦公室去。』記者一小時後來到浙大環境與資源學院院長劉維屏辦公室,發現門由『鐵將軍』把守。
『兩棲』教授多處掛名各方獲利
隨著國家加大科研的投入力度,部分高校教授紛紛搖身變『海歸』,國內、國外高校兩頭『掛』,一方面方便在國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另一方面有助於大學申請國家有關科研項目與經費。
對『一女嫁兩夫』、一篇七八千字的論文掛一大串名字、一名教授列名兩三所大學的現象,中國科學院政策所專家張洪石剖析說,『這是另一種學術腐敗』。一般而言,學術論文只有通訊作者纔是論文的真正作者,其他都是『拉大旗,作虎皮』。
據透露,導致目前國內高校『兩棲』教授盛行的原因不外乎是,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考核、評估唯論文是舉,一些不具備科研實力的院所紛紛把學術大家、知名教授的名字掛在論文上,一舉多得。首先利用知名教授、學者的名望與影響,論文容易刊載;其次應對各類考核評估手中有料,心中不慌;第三,作者與被掛名者均可名利雙收。張洪石透露:『這已成為國內學術界一種新的亂象。』
中央黨校教授卓澤淵說:『這種現象在學術界很普遍。』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把這叫做『搬磚頭』。他說,把磚頭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基本上是搬運工和泥水工的事,這與辦學、科研風馬牛不相及。但近年來,國內高校的辦學者、教授、學者樂於當『搬運工』,把在其他單位任職的院士、教授及其成果『搬來』放進自己的師資隊伍與科技成果中,以『共享院士』、『兩棲教授』的身份進行統計。
北京大學夏業良教授、南開大學關信平教授說,這個事情太敏感了。『事實上,這已經成為高校公開的秘密』。熊副院長透露,有不少教授、學者在課題結題時,把自己不多的成果分別『搬運』到同時承擔的不同課題名下,以便交差。學院負責人告訴他說,課題設立方要的是一個可以向領導交代的成果,管他這個成果是不是由這一課題經費支持而獲得的,總算有一個成果交差。而教授學者為了完成課題經費指標,從課題中提成更多,樂於申請更多的課題,可哪有那麼多精力去完成課題?
熊丙奇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院士、教授『兩棲』盛行的背後,首先是高校缺乏踏實的辦學精神,不是希望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取得辦學與科研的成果,而是追求短期效應,追求表面上、數字上的虛假浮華。另外,不以造假為恥,不論是『口徑不統一』造成的數據差異,還是出於良好願望申請的項目,拿同樣的成果應對不同課題,本質上就是欺騙和造假。
上海財經大學沈凌副教授獲得過德國波恩大學博士學位,他說這種現象是不是資源共享難以斷定,不過,現在國外很多大學的教授在國內高校兼職。這些外籍教授一年只有9個月工資,其他3個月校方鼓勵他們去兼職。這種做法對各方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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