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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分配的政策性失衡既不利於農民進入企業相對集中的發達地區生活,也未能有效促進大學生向小城鎮和西部地區分流,最後導致勞動力市場被嚴重扭曲。
本周是中國春節長假後各行業恢復正常上班的第一周。來自中國經濟最為活躍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消息顯示:新一輪『民工荒』正隨各地工廠的陸續復工而愈演愈烈。
有媒體初略統計說,珠三角地區今年缺工可能達200萬人。僅深圳一地就缺80至90萬人。為此,一些企業在春節尚未過完就迫不及待深入到農民工輸出大省的湖南、四川和貴州等地進行招工,並開出比此前更優厚的待遇條件。
事實上,缺工的又何止是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在北京這個人口早已超過1600萬理論承載能力的古都,勞務機構去年底就發出警訊:北京當前最缺安保人員、餐飲服務業人員、廚工和保姆等簡單體力勞動者;長沙、武漢、南昌等中西部省會城市和沈陽、大連等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不同程度的缺工現象同樣存在。
人力資源市場的觀察家們還發現一個特別現象,與體力勞動者缺乏形成鮮明對比,連續幾年來的大學生就業難確實讓官方有些犯難。去年中國大學應屆畢業生有611萬,今年更多出19萬人,達到前所未有的630萬人,依照官方努力的目標則是,就業率達到70%。
一邊是『缺乏』,一邊則是『過剩』,這對看似『矛盾』現象的背後卻有相通之處。簡單體力勞動者的缺乏與其說是反映了經過中國政府去年一年刺激經濟政策的努力,中國已經徹底擺脫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恢復到強勁增長的常態,倒不如說是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從東南沿海次第向中西部地區輻射、部分產業實現區域轉移的效應正在顯現;另一方面(也是最深層原因),則透射出中國發展必須改變過去在社會資源分配方面對農民工群體的忽略和不公平待遇;凸顯多年來城鄉之間的差異、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的差異、東西部之間的差異依然較大。
現行政策既不利於農民進入企業相對集中的發達地區生活,也未能有效促進大學生向小城鎮和西部地區分流,最後農民只好盡量選擇不去沿海打工,大學生寧可『蝸居』在大城市也不去中小城市。這也是長期以來橫亙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懸而未決的難題。
無須諱言,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背後,無論是政府和企業,還是城市管理者,確實存在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體力勞動者和弱勢群體合理獲取勞動報酬、平等享受社會資源(教育、醫療、養老等)權利的『忽視』甚至『剝奪』現象。這正如一些農民工所言:在深圳、上海、北京這樣高成本的城市生存,一二千元人民幣的月工資,只能過著節衣縮食的困窘生活,而且他們乾的是最累最髒的活,屬於最沒有尊嚴、最不被城市接納的一群人。這樣的工作擱在第一代農民工身上似乎還能承受,但在今天已毫無吸引力了。
今天的中國,各方面都發生了變化,經濟基礎、物質的豐富程度、全球化和信息化帶來的思想觀念及價值認知等方面都與一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最重要的則是農民工群體本身的變化。來自媒體的報道說,以80後、90後為主力的中國『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有著多方面區別——他們比自己的父輩更有文化、更有個性;他們打工不僅是賺份工資養家糊口,最後終老在農村;他們懷揣自己的夢想、向往城市、期望有品質的生活;他們更具有自我意識、需要活得有尊嚴和有幸福感,但現實往往將他們的夢想碾得粉碎。現行的有形和無形的制度既阻止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過程,也阻止了大學生『上山下鄉』的過程,盡管中小城市、偏遠地區對他們的需求極大。
新生代農民工的登場是否意味著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結束,尚需觀察。因為,從絕對量而言,中國勞動力的供給還是龐大。
目前的困境,更多出在結構上,出在制度上。因此,『勞工荒』發出了意味深長的信號:社會資源分配的政策性失衡,也就是我們曾經指出過的『二元化結構』現象,使得勞動力市場嚴重扭曲。它不僅成為國內消費不振的禍首,還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後勁,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並阻滯中國城市化乃至現代化的進程。如果這種局面得不到及時改變,民工荒和大學生『過剩』還將長期延續下去,不止是在制造業領域,還會蔓延到商業服務和社會服務業,成為中國未來發展與穩定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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