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關心的是農民工欠薪

　　記:這幾年，您跟農民工有很多交流，對您觸動最大的是什麼?

　　胡:欠薪。這也是農民工反映最多的問題。他們經常發信息問我，我拿不到錢了，怎麼辦啊?有個農民工告訴我，昨天上班老闆還在，今天上班，公司門都關了，老闆人也找不到了。

　　畢竟我也是打工過來的。打了一年工，到了年底，想回家跟親人團聚，卻拿不到錢回不了家，這種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今年的建議也涉及這方面內容，希望這一局面能有所改善。

　　記:您被欠過薪嗎?

　　胡:我沒有被欠過薪。在2002年之前，我也是頻繁跳槽，但就算是跳槽，我也要先領到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再走。

　　“二代農民工”值得我們學習

　　記:您如何看待“二代農民工”?有人說他們不像上一代農民工那麼吃苦耐勞了。

　　胡:不能一概這麼說，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也跟很多“二代農民工”一起生活工作。我發現他們身上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老一代農民工學習。比如，他們對新生事物的接納很快，他們的維權意識很強。

　　確實，老一代農民工們也有很多優點值得他們學習，比如奉獻精神，吃苦耐勞的精神，不可否認，很多“二代農民工”是肯埋頭苦幹的。

　　“二代農民工”的確跟我們有很多不同，比如他們的消費觀念就不一樣，他們捨得花錢。但總體說來，我們是各有所長，互相取長補短吧。

　　經常和其他農民工代表交流

　　記:在這次大會上，您還將提交什麼建議?

　　胡:除了治理欠薪方面的建議，還有有關整合農民工培訓資源以及農民工社保、醫保方面的建議。社保要求連續交滿15年纔可以享受，但是我們農民工羣體流動性比較大，很難在一個地方居住15年，那可能永遠都不能享受社保了。

　　記:您在提交建議議案的時候，會和其他兩位農民工代表交流嗎?

　　胡:當然有交流。在參加人代會的過程中，我和重慶的康厚明、上海的朱雪芹都成了朋友。我昨天還和朱雪芹交流過，她問我有什麼建議，我也問她有什麼建議，然後我們又問康厚明有什麼建議。

　　我們平時也有交流，有時用電話，有時在網上，除了日常的問候，拉拉家常，我們也會對某些農民工問題交流看法。雖然我們都是農民工代表，但是關注點還是有很大不同。比如，康厚明所在的重慶主要是輸出農民工，我所在的廣東主要是輸入農民工，朱雪芹的上海主要是外資企業，不是勞動力密集的企業，跟我這裏又有區別。儘管如此，我們的交流還是非常有價值的。“人大代表有職無權”是誤讀

　　記:您是全國人大代表，在公司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待?

　　胡:我在企業裏就是一名普通員工，不是高層領導，沒有任何特權。

　　我給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在8小時之外，我是全國人大代表，我要聽取農民工的意見，爲農民工代言，但在工作期間，我就是普通員工，就要遵守公司的各種規章制度。

　　能不能擺正心態，擺正位置，這也是能不能做好一名人大代表的基本標準。

　　記:有媒體報道說，您曾經說“雖然是人大代表，但職權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大，我是有職無權，有時只能乾着急。不能指望一個代表解決所有問題”。這個說法引起了很大反響，其中有不少是批評之聲。對此，您如何迴應?

　　胡:我被冤枉了。我當時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們的人大代表都不是專職的，而是兼職的。人大代表是集體行使職權，也就是說，集體有權，個人無權。再說，人大代表的確不可能直接處理和解決問題，而只能是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人大代表最大的權力，應該是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