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隨之而來，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就業觀念、生活目標成爲社會關注的熱點，“渴望融入城市”被認爲是新生代農民工最大的訴求。

　　從2009年年底開始，江蘇省蘇州市檢察機關對該市各類案件進行統計分析。期間，檢察官發現，在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中，不乏新生代農民工的身影，這些“80後”、“90後”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成爲法庭上的被告人。

　　近日，蘇州市檢察機關就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形成調研報告，本報記者爲此進行了深入採訪。

　　“到了外地膽子就變大了”

　　在蘇州工業園區一家公司打工的付某，長期單身在外，與該公司駕駛員產生婚外戀關係，被丈夫發現後，爲了表達自己的懺悔，付某夥同丈夫將該駕駛員殺害。

　　“我也不知怎麼回事，到了外地感到膽子就變大了……”

　　檢察官告訴記者，這句話是諸多農民工犯罪，特別是突發性犯罪的嫌疑人對作案動機異口同聲的供述。

　　“犯罪的增加不是因爲刑事司法系統出現問題，而是因爲非正式社會控制出現斷裂。”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告訴記者，農民工在農村與城市、城市與城市之間急劇流動，從作爲村民的單位人轉化爲急劇流動的社會人，導致了約束他們行爲的社會紐帶斷裂。

　　據瞭解，學校教育的缺失，也削弱了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約束。缺乏學習能力——學習成績差——不喜歡學校——過早走向社會——實施少年犯罪，是不少問題少年走向犯罪的典型軌跡。

　　俞某等4名未成年女子，因成績差進入當地的職業高中學習，後來又由於厭學來到蘇州打工。她們無技術、無文憑，到蘇州後沒多長時間就感受到了生存的壓力，繼而選擇了賣淫，最後因互相介紹賣淫而入獄。

　　收入差距大致心理失衡犯罪

　　沈某曾經在蘇州工業園區的娛樂場所和某餐廳作過保安、服務員，後來因爲帶領4人多次持刀搶劫獲刑。

　　在被問及入室搶劫的動機時，沈某說: “就是看到這個人穿名牌、開名車、消費一擲千金，我給她倒酒時聽她和別人說這兩年光炒房子就賺了幾百萬。這種暴發戶，搶她一些不算多……”

　　檢察官分析，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利益關係的調整導致社會價值觀念分化，引發社會結構不穩定，進而成爲引發犯罪生成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

　　“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作爲普通勞動力，雖然從事着繁重勞動，但年收入大多在15000元至20000元之間，勞動權益還容易受侵犯。同時，他們又生活在發展較快的東部城市中，親眼目睹了富人的奢侈生活。自然產生強烈的收入反差和社會不公平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處於壓抑狀態的攻擊和敵意，並最終以極端的暴力犯罪的方式爆發。”蘇州工業園區檢察院檢察官說。

　　“兄弟會”成利益訴求渠道

　　檢察官告訴記者，犯罪控制作爲一項系統的複雜過程，僅靠司法機關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依靠社會力量的介入。農民進城務工後，身份上的錯位使他們失去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正式組織依託，長期遊離於正式組織之外。

　　據瞭解，不少農民工在缺乏利益表達和權益維護渠道的情況下，往往會藉助“老鄉會”、“兄弟會”等自發的團體組織，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權益。在正規社團組織資源缺位的情況下，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工要麼忍氣吞聲，要麼依靠這些自建的組織，以暴力違法的手段維權。

　　從安徽到蘇州務工的鐘某，是農民工工頭，因爲在建築工地施工中，經常受到一批“河南幫”強行推銷沙子等工地原料，雙方爭執不斷。

　　長期受到“欺負”，鍾某等人決定“反擊”一下。他們聯合其他幾個安徽藉工頭組成同鄉會，以此與對方“周旋”。最終，雙方三十餘人發生大規模的聚衆鬥毆，導致兩人重傷，5人輕傷。

　　據瞭解，在這些農民工自發組織的“老鄉會”、“兄弟會”也解決不了工程款、原料費等問題時，他們會轉而向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求助，由此埋下犯罪隱患。

　　從被企業傷害到傷害企業

　　根據蘇州市檢察機關的調查，大多數農民工都是在粗放式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裏務工，一些企業主常常犧牲農民工的利益，以儘可能多的獲取利潤，缺乏誠信經營的自覺性。農民工在缺乏維權意識和法律意識的前提下，又受到企業這種缺乏誠信行爲的消極刺激，長期耳濡目染，進而在心理上和行爲上向無視道德、蔑視法律的方向傾斜。

　　蘇州某民營企業主要從事黃金冶煉生產，勞動強度大、工作污染嚴重，而企業又缺乏對員工的勞動保護。周某在這家企業工作兩年後決定離職，但是，周某感覺自己的工作強度和經濟收入差距太大，於是勾結他人盜竊價值19萬餘元的含金樹脂。

　　面對檢察官時，周某說:“廠裏欠我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