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離北上廣』成為網絡流行語之時，早有一部分精英，在一線城市歷練多年之後，主動選擇『戰略轉移』，在二線城市中打理自己的人生。於他們，新城是重新安置生活與理想的居住地；於新城，這些移居者會帶來更多附麗。人與城，在新的歷史時間點，努力兌現著彼此的夢想。

　　有一個沈陽姑娘，叫李?靜，剛失戀了，想逃離北京太多的觸景生情，逃離這個需要她坐在星巴克發呆，給路人甲和路人乙設計對話以打發寂寞的莫大城市。

　　有一個滁州小子，叫魯譽，接受不了兩個人在北京吃一頓飯要超過七八十塊錢，想退到重慶去——那是他女朋友的老家，在那裡，二三十塊錢會讓兩人吃得很高興。

　　出於生活成本的計算，出於自己內心的需要，出於事業發展的另闢蹊徑，出於思鄉情結⋯⋯他們打消了對『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的迷戀，決定離開。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具體數量，但他們就在我們身邊，真實得亦如我們自己。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與騰訊網聯合進行的網絡調查，在近1500名參加調查的網友中，有超過八成的『北上廣』居民想過到二線城市發展，這其中，已經付諸實施的佔到四成。對他們而言，『北上廣』的生存難再留戀，地級城市又難以滿足他們久經歷練的人生的需求發展，於是，『二線』城市(眾多的副省級城市、計劃單列市，也包括重慶這樣的西部重鎮)，成為這些城市精英們的流動方向。

　　1977年出生的李?靜在2004年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沈陽電視臺編導，做了四年。

　　『當時我的想法：這個城市有我的夢想，我死也要死在北京，我的小孩要在北京念書，我爭取要嫁一個北京人。』

　　奮斗型加家庭型的央視女編導開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她的目標，是在2003年抗擊非典報道中大紅大紫的柴靜。

　　一畢業就來到北京的『80後』男生魯譽更是對首都充滿了向往，血脈賁張。在大學裡學習藝術管理的他覺得必須來北京，理由很簡單——『文化之都』。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中各個角落的資源都在以極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匯集，這裡的機會俯拾皆是又光怪陸離，去『北上廣』，既是生存發展需要，也是內心情感需要，幾乎快要成為一種信仰。成批的懷揣理想的外省青年湧入北京——北京已經成了『夢想』『奮斗』的符號，代表著向上的希望。

　　夢想向上，生活卻有自己的軌跡。

　　在沈陽從不計較請人吃飯誰埋單的李?靜，在北京三裡河租下房子、花去大半個月的工資時，便開始掰扯著請人吃飯的次數，如果超過兩次，她心裡就要犯嘀咕，暗暗抱怨起對方來。

　　每天要從表哥家租住的西四環倒了公交倒地鐵、奔向東四環工作地點的魯譽也覺得，穿越紫禁城的路途過於漫長，漫長到幾乎沒有時間與家人密切聯絡，漫長到想每天晚上12點之前入睡都成為奢望。

　　『巴黎就像一座蠱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備向它進攻⋯⋯在這些纔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19世紀的法國巴黎，早就演過這樣掙紮的一幕，巴爾紮克本人深有體會，他在兩個世紀前的表達，在今天中國的『外省』青年讀來，依然會激起強烈的共鳴。

　　李?靜和魯譽，『70後』和『80後』兩代北漂，在北京起步時生存條件並不算差，或許這個城市的大部分人都過著跟他們大同小異的日子。他們有些已購置房產，有些還要遙遙無期地租住下去；雖然按照職業劃分，他們大概都可叫做『白領』，但white-collar worker，依然是worker的一種。

　　這個城市希望他們成為『中產』，因為『中產』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中產越多，社會發展纔會越健康(詳見《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第13期《中央力推『橄欖型』社會》)。在城市化進程遠遠沒有結束的今天，『中產』的潛在人數(如果從職業性質、受教育程度來鑒別的話)的確在膨脹，但他們要麼有『中』無『產』，要麼因『產』返『貧』，沒有過上與階層名聲相匹配的富足生活(詳見《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第8期《被消失的中產》)。

　　賺錢的壓力，讓李?靜越來越看重收視率，以前受到的『新聞要關注人的靈魂深處』之類的教化已經悄悄更替為『電視就是為大眾制作娛樂產品』，這一轉換的合理性是『畢竟是廣告商養我們』。另外，采訪對象給她下跪央求不要拍攝，或者在新聞現場遭到農民圍攻，這些極富衝擊力的場景上演得多了，李?靜開始對自己要為之奮斗的職業產生懷疑。

　　理想和現實之間亙古不變的衝突，向她潑出一盆冷水。

　　那種冰涼的感覺，對魯譽來說更切身一些。他覺得沒有房就沒有歸屬感，沒法安安心心地奮斗，賺的錢花得緊巴，『沒有在這個城市生活的尊嚴感』，『沒有歸屬感，沒有留戀，慢慢地就對一個城市失去了信心。』

　　李?靜發覺自己永遠成不了柴靜，加上失戀的情感渲染，她決定離開。

　　魯譽在反復的成本計算中發覺，自己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加上女友想回老家，他也決定離開。